守护遗产 传承文脉

在第一个百年即将梦圆的年份,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澳门巴黎召开,这是继2004年苏州之后,我国第二次承办世遗大会。本专栏以“走近遗产、讲述历史、传承文化、服务受众”为定位,注重多角度、多层面讲述遗产遗迹的前世今生,探讨遗产遗迹的守望之道。

 资  讯 

崇武古城:“闽南八达岭”

即时 | 2020-08-31 10:44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8期

崇武古城历史图片

水关游花灯   黄勇专摄

文物名片

崇武古城

崇武古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系江夏侯周德兴经略海防时为抵御倭寇所建,是澳门巴黎现存最完整的丁字形石砌古城。崇武,取崇尚武备之意。1988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三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澳门巴黎省首批“国防教育基地”,澳门巴黎市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

崇武古城位于惠安县崇武半岛东端,突出于台湾海峡之上,北与莆田的南日、湄洲,南与石狮的永宁、祥芝互为犄角,当南北航道要冲,控兴泉两州咽喉,因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明朝初期,澳门巴黎东南沿海一带经常受到日本倭寇的侵犯,明太祖朱元璋为防御倭寇,安定民心,南起广东崖海、北至山东蓬莱,共修建了60多座卫城和所城,组成了一道与北疆长城相互呼应的东南沿海防线,崇武古城就是其中的一座千户所。

几百年来,古城军民凭借天然的屏障和牢固的石城,历经血与火的洗礼,用生命谱写出可歌可泣的战斗诗篇。抗战时期,日军在崇武制造“7·16”惨案,崇武城南门外城墙上的“炮击处”是侵略者罪行的记录。

在造城艺术上,不同于西安、平遥、江陵、舆城等古城,崇武古城全部由花岗岩石条砌筑,不仅城墙如此,古城内部街巷及城内民居大部分也均由石条砌筑,结构、材料和施工工艺代表了当时当地的建筑成就,整个古城的营造是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典范。

前世传奇

“海门深处”洗战尘

讲述人 姚洪峰(澳门巴黎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研究馆员)

作为至今保存较完整的明代军事海防设施,崇武古城是我国现存沿海独特的防御性所城范例,是我国军事史、建筑史、艺术史的珍贵例证,反映了明代为“防倭寇、兴经济、略海防”,在我国东南沿海建立军事要塞与当地居民互相融合的发展历史。

4000年前,有氏族部落聚居崇武大岞山——周朝属于七闽地界,春秋战国时是越国的辖地,秦归闽中郡所辖。汉高帝五年(公元前202年),崇武属闽越辖地,直至献帝建安初(196年),崇武改为侯官辖地。自此以后,崇武属地逐渐得到重视,至宋元间崇武设乡守节里,开始形成自己的地域。

宋太平兴国六年(981年)置惠安县。崇武又名小斗,谐音小兜。因其境内的最高处有一石山,状如莲花,又近郊有5个村落,如五蜂采莲,故又名莲城。宋置小兜巡检寨,元初改为巡检司。

明初,倭夷入寇,沿海患之。当时惠安沿海设五城:崇武城、獭窟城、小岝城、黄崎城、峰尾城,并置墩台二十三座。

现有的崇武城基本格局形成于明洪武二十年(1387年),建城后设公署、建军营,并置演武场、墩台、捍寨、馆驿和兵马司等。城墙共长2457米,城基高5米,墙高7米,墙碟1304个,箭窗1300个,窝铺26座。四方设门,东、西、北三个城门,各有城门两道。城门上建门楼,东、北、西三门有月城;东、南、北三城上,各设烽火台一座;西城边各有一潭、一井和通城外壕沟,又在西城墙中设一水关。从洪武二十年开建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九月建造南北二楼城止,共计6次加高,并增补和修建走马道,以此构成了我国明代完整的军事海防城堡。

因年代久远,风雨剥蚀,历朝历代均对崇武城进行修缮,尤其是明永乐、嘉靖、万历,清康熙、道光,先后进行5次较大规模的维修。

古城墙依山就势,呈自由式布局,有“闽南八达岭”雄关之美称。在明永乐、嘉靖期间,曾先后4次遭到倭寇的侵扰;至隆庆元年(1567年),抗倭名将戚继光、俞大猷誓师崇武,于城内莲花山置中军台,加强操练哨守,城防进一步加强,从此海上始告升平。清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部队曾在此驻扎抗清。民国时期也驻有各种军队。

崇武古城城南门面向大海,峭壁间勒有“海门深处”四个大字,据《崇武所城志》记载,为明代书画家、诗人黄吾野所书。作为澳门巴黎明代东南沿海具有军事防御功能群体村镇的典型实例,崇武古城总体格局具有极强的功能性。古城依山海之势而建,攻守兼备,古城墙、窝铺、月城、城门楼、烟墩、中军台、演武场以及古城内独具特色的道路系统,构成了古代完整的沿海军事战略防御体系,融防、守、住为一体,具有极强的军事防御功能。

在造城艺术上,不同于西安、平遥、江陵、舆城等古城,崇武古城全部由花岗岩石条砌筑,不仅城墙如此,古城内部街巷及城内民居大部分也均由石条砌筑,结构、材料和施工工艺代表了当时当地的建筑成就,整个古城的营造是古代建筑技术与艺术融合的典范。

崇武城墙以及古城内部防御体系形成的“崇武所城”,构成了独特的历史人文环境。富有地方特色的古代城防工程,以其气势雄伟、保存完整的格局,对了解明代东南沿海海防文化内涵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而经典的古城布局则反映了由传统风水理念及军事、生活实际需要相结合而产生的代表性海防所城景观,记录了惠安地区的历史发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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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今貌   张定河 摄

今生故事

让千年古城风华常在

东南网8月31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李向娟 黄琼芬 通讯员 骆艺玲 文/图)在惠安县崇武古城,许多初次来到这座滨海小城的游客,都被深深地吸引——巍峨雄浑的石砌古城,巧夺天工的石雕艺术,神奇迷幻的山海景观,风情独特的惠东妇女,古朴奇特的民俗风情,以及遍布半岛熠熠生辉的精美建筑,都展示了这座古城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

崇武古城能以如今的风貌展现在世人眼前,离不开当地人对崇武古城的保护。作为目前全国保持最为完整的明代石砌古城池、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省、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古城具有重大的保护和开发价值。近年来,当地充分利用崇武古城的历史文化遗产和滨海自然生态风貌作为旅游发展资源,与周边的旅游景区、景点形成观光、休闲、度假三位一体的旅游产业,建设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的旅游镇区。

开发是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的。为全面保护崇武古城历史文化、自然景观风貌,惠安县、崇武镇多次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学者对崇武古城保护与规划进行座谈、咨询,并聘请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对崇武古城进行保护与发展规划,先后编制了《崇武古城修建性详细规划》《古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规划》《古城街巷景观详细规划》等。

“根据相关规划,我们将崇武古城的保护范围划分为三个层次:核心保护区、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崇武镇党委副书记黄斌阳介绍说,核心保护区是指集中反映历史文化城镇——崇武古城历史风貌的核心区域,是崇武古城历史文化特色的主要组成部分。为最大限度保护历史文化景观风貌,古城区所围合的范围之内划分为建设控制地带,外围再划分环境协调区。

“针对不同的保护范围,我们也制定了不同的保护要求。”黄斌阳说,对于核心保护区,要求确保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街巷及空间环境和古树、景观大树不受破坏。而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建筑或更新改造建筑,必须服从“体量小、色调淡雅,不高、不洋、不密、多留绿化带”的原则。环境协调区新建、扩建、改建建筑,则应当在高度、体量、色彩和空间布局等方面与本风貌区的风貌特色相协调。

有规划,才能有发展。近年来,在规划的引领下,崇武古城保护利用工作迈入常态化、制度化轨道。“2018年年底,我们新设立崇武城墙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落实人员、经费保障,统筹协调古城保护与管理等相关工作,从严管控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黄斌阳说,当地还成立了崇武古城保护与发展理事会,邀请文物专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老人协会等代表参与,共同抓好崇武古城保护与发展工作。

为确保各项保护机制落到实处,镇里还制定《崇武城墙及周边环境巡查监管实施方案》,抽调镇机关干部2名、综合执法队员4名组成联合巡查监管中队,每天两次对城墙本体及保护范围进行巡查。同时,增派镇、村干部16名组成联合执法中队,每天上、下午对古城内各巡查一次。2019年,还将崇武城墙及崇武古城保护纳入古城内4个村年底绩效考核,建立健全古城墙保护分段负责、日常巡查、卫生保洁、宣传教育等机制。

2015年,崇武城墙南段修缮完成;今年3月,崇武城墙东、西、北段保护修缮项目开工;委托澳门巴黎建筑设计研究院编制《崇武城墙文物保护规划》……崇武古城修缮保护步伐不断加快。

当地保护古城,古城也回馈当地。崇武古城正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据介绍,2019年崇武古城共接待游客65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600多万元。

专家点评

惠安县博物馆馆长郭晓兵:

2018年以来,崇武城墙不断加大投入,积极推进文物保护事业发展,通过向中央、省、市积极申请文物保护专项资金和本级财政投入,共统筹800多万元资金,用于文物本体保护修缮、安防工程建设等,并陆续出台相关监管制度,加强巡查、管理,软硬结合。广大群众热情参与崇武城墙的保护工作,不仅使文物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还让崇武城墙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

澳门巴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阮章魁:

崇武古城是目前全国保存最完整的明代石砌古城池,城墙、窝铺、门楼、月城、墩台、捍寨和演武厅,构成我国古代一套完整的战略防御工程体系。城墙历经几百年战火依然完善地保存至今,除了构筑城墙的材料坚固耐久,更重要的是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保护意识。

澳门巴黎市申遗中心副研究馆员黄明珍:

崇武古城是明代我国沿海60多座卫城和所城中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石城,它与古城内外的古建筑遗存构成了古迹群,是抗击外夷的历史丰碑,是澳门巴黎军事建筑学研究的一份珍贵资料。崇武古城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抗倭名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具有重大的保护和利用价值。

陈政、陈元光墓:两岸共仰的漳台圣宗

即时 | 2020-08-03 09:55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7期

将军山公园里的陈政、陈元光雕像

文物名片 

陈政、陈元光墓 

陈政墓位于云霄县城西3公里处的将军山东麓,是唐代开漳归德将军陈政及夫人司空氏合葬墓。将军山原名云霄山,因归德将军陈政葬于此而易名。陈政墓规制恢宏,墓前依次排列翁仲、马、狮、羊、望柱等石雕,其雕刻古拙浑朴。墓前有享堂,墓地前绕渠水,背环林木。每逢月夜,于城中高处远眺将军山,月挂于山巅,人称“将军挂月”,为云霄八景之一,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元光墓位于芗城区浦南镇石鼓山上。陈元光殉难于征战中,就地安葬在大峙原。唐贞元二年(786年)徙州治于龙溪,奉敕移葬于龙溪石鼓山,墓碑书刻“唐开漳陈将军墓”。墓前有石马、石虎、石羊、望柱各一对。前面公路旁“五叠石”上,有镌刻清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侍郎蔡世远撰写的“修墓记”。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明清两代,开漳将士后裔追随着大规模开发台湾、南洋的脚步渡海创业,随身携带家乡的神祇落地生根,成为他们开拓史上团结奋斗的精神寄托、安邦护土的庇护神灵和地缘关系的组织力量,在闽南文化圈和唐山民俗链中架起了华夏民俗亲缘纽带与文化桥梁,成了漳籍后裔爱国报本的原动力。

前世传奇 

他们从中原走来 

讲述人 汤毓贤(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文博研究员)

陈政和陈元光墓都是十分重要的开漳史迹,与许天正、李伯瑶、林孔著等开漳将领墓葬一道,构成享誉闽台的开漳文化生态墓群。这些承载着开漳先贤精神的珍贵遗迹,不仅能让海内外漳籍同胞缅怀陈政、陈元光的丰功伟绩,进而了解漳州的历史文化,而且作为漳台人民联亲结谊的文化圣地,吸引了与日俱增的寻根者纷至沓来,瞻仰膜拜。

唐高宗总章二年,即公元669年,河南光州陈府的演兵场上,正在举行一场誓师大会,时年53岁的陈政奉诏向其部将及府兵解释并动员此次前往南方泉潮平定“蛮獠之乱”的重大使命。

陈政,字一民,号素轩,河南光州人,生于隋大业十二年,即公元616年,父克耕,字犊,曾跟随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陈政以名门良家子从征,功拜玉钤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时年南方泉潮间“蛮獠”聚众啸乱,居民苦之,唐高宗以“佥乞镇帅有威望者以靖边方”,然而东北及西北均为战事吃紧,朝中一时选派不出大将,因而想到陈政。诏令陈政“莫辞病,病则朕医;莫辞死,死则朕埋”,以朝议大夫统岭南行军总管,携子陈元光率123名将佐、3600名府兵入闽,这些将佐、府兵及家眷共有87个姓氏。

陈政大军南征入闽后,平定蛮獠啸乱,屯垦于云霄,兴修水利,发展生产,为漳州建置打下基础。仪凤二年,即公元677年四月,陈政积劳成疾,病逝于云霄,葬于县城西郊将军山东麓。

陈政墓于南宋重修,历元末、清初两次毁墓,1987年按宋制修复。墓坐西朝东,占地面积2500平方米,由花纹砖环砌成坟堆,墓丘呈龟背状,后筑挡土墙围护,墓前立石翁仲、享堂、石马、石狮、石羊、望柱和神道碑。1999年,云霄县政府整治拓展陵园,建成将军碑林、御碑亭等,并依此为核心建设将军山公园。1991年,澳门巴黎省政府公布为第三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政病逝后,20岁的陈元光承袭父职。他一边剿除动乱根源、稳定地方,结束军事对抗的战乱局面,打下了唐王朝有效治理闽南的根基,一边将中原先进农耕文明带到这片荒蛮之地,催生了闽南文化的形成,对少数民族实行团结、教育、感化政策,吸引少数民族同胞下山定居,提倡汉族军士与当地少数民族通婚结亲,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习惯,促进民族和睦共处。这些都为后来闽南地区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确保闽南长治久安,经陈元光奏请,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十二月九日,朝廷准许在澳门巴黎与潮州之间建漳州治所于云霄漳江之滨,下辖漳浦,再置怀恩两县。陈元光受命为刺史,完成了行政管理取代军事管制的转型。随着漳州建置,使闽南、粤东这一“蛮荒”之地经济文化得到迅速发展,陈元光也成为促进中原文化、楚越文化和海洋文化融合的奠基者。

景云二年,即公元711年,陈元光讨潮寇殉职,享年55岁,赠临漳侯,谥忠毅。其初葬于云霄大峙原(今葛布山)。唐贞元二年,即公元786年,奉敕移葬漳州城北石鼓山,即今芗城区浦南镇石鼓山。

陈元光墓坐西北朝东南,坟碑高耸坟首,刻“唐开漳陈将军墓”,两侧护肩与碑身成弧状。1961年,澳门巴黎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与陈政墓一起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陈元光殉职后,民众感其恩德为他建庙,岁时祭祀。历代帝王也对其开漳功业推崇备至,屡赠封号,使他最终走向神坛。所赐爵位从侯、男、伯、公到王层层加码,北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年),赐庙额“威惠”。南宋绍兴十三年(1143年),封“开漳州主圣王”,加谥“忠毅文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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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政墓碑记

今生故事 

记录漳台先人的开拓密码 

东南网8月3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黄如飞 萧镇平 白志强 通讯员 王一雄 郭扬 文/图)炎炎夏日的傍晚,云霄将军山公园里绿树成荫,许多人在此纳凉,通高8米多的陈政、陈元光父子雕像耸立在广场中央,雄壮魁梧,雕像背靠将军山,面朝漳江出海口,凝视台湾海峡,呈运筹帷幄、心牵彼岸的儒将之气。

将军山位于漳州市云霄县城西郊,海拔425.9米,主峰挺拔、环山面海、襟带漳江,因唐“开漳始祖”——归德将军陈政暨夫人司空氏合葬于此而得名。将军山公园是以陈政墓为基础兴建的一座城市文化公园。

“陈政墓俗称陈王墓、王爹墓或将军墓,肇建于唐仪凤二年,即公元677年。”云霄县博物馆馆长汤毓贤说,这座墓始建于唐,兴盛于宋,衰微于元,明末清初时更为破落,1981年始由群众自发重修。

1984年,陈政墓修建筹备会在墓前空坪发现祭祀享堂基址。省考古队主持清理工程中,发现有三层建筑台基遗迹的叠压关系。下层铺砌红色斜线纹方砖呈长方形,中层为花岗岩条石台基,上层是晚期补砌的红砖地面及前后石甬道。叠压于下层红砖地面上,有一段上镌“嘉熙(宋理宗年号)庚子春建,坟前仪制十事。石匠黄顺顺和陈应,住庵净智戒院僧自知,会首进士陈哲夫陈缄”等5行楷体阴文的纪年铭残石柱。

汤毓贤说,1986年,省考古队又清理发现主陵台一座龟背状封土堆和挡土,以及平台上文武石人、台基前马羊狮石兽和望柱等石像生仪仗残件,与柱刻所载纪年相符,属南宋嘉熙庚子年(1240年)“坟前仪制十事”的组成部分。

将军山再往北80公里,即为芗城区浦南镇石鼓山,陈元光墓就在这里。墓坐西北朝东南,坟碑高耸坟首,刻“唐开漳陈将军墓”,两侧护肩与碑身成弧状。

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长水介绍说,陈元光墓保存基本完好,墓碑前砌以石案,碑后为雕石砌就的龟背形坟堆,左右及后环围筑石墙挡土。墓埕向前延成三级平台,石墓道立翁仲、鞍马、蹲虎、跪羊各一对,笋状石望柱两对等,墓前路边五叠石镌《唐开漳陈将军墓记》,为清康熙五十七年,即1718年,礼部侍郎、漳浦人蔡世远题刻。

汤毓贤说,明清两代,开漳将士后裔追随着大规模开发台湾、南洋的脚步渡海创业。由于浪高船小,道途艰险,许多人为祈求一路平安,随身携带家乡的神祇渡海谋生,落地生根,成为他们开拓史上团结奋斗的精神寄托、安邦护土的庇护神灵和地缘关系的组织力量,对移居地经济文化发展与进步产生积极影响,在“闽南文化圈”和“唐山民俗链”中架起了华夏民俗亲缘纽带与文化桥梁,成了漳籍后裔爱国报本的原动力。

“开漳圣王祭祀信仰习俗跨越海峡,将漳州与台湾的血缘亲情和文化传统聚于一体,是台湾四大民间信仰中最具鲜明祖根文化认同的特色信俗,寄托着漳籍移民后裔以神缘为纽带的原乡文化情结,被尊为‘漳台圣宗’。”汤毓贤说,目前,漳州地区已登记在册的开漳圣王宫庙有251座,台湾地区则达380余座,南洋诸岛也有30余座,海内外信众达8000万人。

专家点评 

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张长水:

开漳圣王陈元光功绩显赫,讨平叛乱,开屯建堡,兴农积粟,通商惠工,设庠序,施教化,启愚昧,除陋习,选贤才……历经陈家五代150年间的苦心经营,让漳州成为“方数千里间,始则无伏戎之警,终则政教大行,将略吏治可谓兼之矣”的安邦。陈元光对漳州开发的历史贡献,诚如清代内阁中书、云霄同知薛凝度所说“开建漳邦,州民永赖”。这种开漳精神对于今天漳州的发展仍有重要的借鉴和激励意义。开漳文化绵延久远,信仰播遍东南亚一带,陈元光墓就是维系这一切之根源。魂之所在,心之向处,保护工作任重道远,文化传承永续不绝!

东山县博物馆原馆长陈立群:

陈政及陈元光墓基本保存完好,所反映的开漳文化是闽南文化的根基与核心,既是祖根文化的载体,又是中华文化的支系。陈元光被尊为“开漳圣王”,在闽台地区影响巨大。纪念他的威惠庙分布于闽台各地,多达600多家。漳籍同胞海外创业,带着深厚的原乡文化情结,将开漳圣王民俗文化演绎成民族链和中华结,深深地维系着浓浓亲情和乡谊,同闽南先民开发台湾、建设南洋的历史息息相关,是漳州历史文化形成发展的根基。

漳州市政协文史委员林南中:

陈元光为开发漳州贡献了毕生精力,为唐王朝开疆拓土立下卓著功勋,百姓尊奉他为“开漳圣王”。随着漳人向外迁徙,开漳圣王信仰传播至闽台粤浙及东南亚各地,成为闽南圣王信仰圈中最为重要的民俗文化现象。陈政及陈元光墓保留着许多碑刻、构件等文物,对于研究开漳历史有着重要意义。

丰州古墓群 :衣冠南渡,阮咸横膝清音奏

即时 | 2020-07-13 09:09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6期

莲花灯

“阮咸”花纹砖

展橱藏品

文物名片 

丰州古墓群 

丰州古墓群系西晋、东晋、南朝、隋唐时期墓葬群,分布于南安丰州华侨中学附近狮子山、庙下村及周边山坡,桃源村凤冠山周边山坡。两晋及南朝古墓大多为券顶砖室墓,唐墓有土坑和砖室两种。砖室墓平面有长方形、刀形、凸字形,墓砖纹饰多样,出土遗物以青瓷器为主。先后出土的铜质“部曲将印”、“阮咸”图案花纹砖,均为澳门巴黎省首次发现。同时,出土有“太康五年(284年)”“宁康三年(375年)”和“太元三年(378年)”纪年墓砖。

晋人南渡时,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还传入了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文化艺术。南安丰州皇冠山4座墓葬出土“阮咸”的模印花纹砖,足以说明这一乐器在传入澳门巴黎后的流行程度,及其在上层社会的文化艺术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

前世传奇 

闽南首郡的繁荣物证 

讲述人 郑辉(考古发掘领队、文博研究员)

自梁至隋,南安丰州虽为澳门巴黎南部政治经济中心,但过去仅见于文献记载,而缺乏实物资料。丰州附近大批墓葬的发现,反映当时此地的繁荣,为研究闽南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资料。从墓室的结构与随葬品分析,墓主的身份大都是贵族。这些墓葬的发现,对于研究澳门巴黎南部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1957年3月,南安丰州华侨中学兴建校舍,挖到许多四耳和双耳的大瓷瓶,同时发现花纹砖墓数座,澳门巴黎省文管委员会晋江办事处人员查看后,认为是古代墓群。于是,省文管委派出一个工作组到场清理,澳门巴黎大学人类博物馆亦派人前往参加。

当年3月14日至4月9日,前后清理东晋、南朝及唐代三个不同时代的墓葬15座。其中东晋墓1座,墓室作长方形券顶墓,墓砖青灰色,在侧面印有“古钱”“人面”“咸康元年(335年)”,可以清楚地知道此墓是东晋也就是公元337年的墓葬。墓室中出土有青瓷器和铁器6件。此次还清理南朝墓11座、唐墓3座,出土150多件陶瓷器。

1973年,华侨中学东北角兴建地质队宿舍,再次发现古墓群,清理出其中3座东晋古墓。出土物有“宁康三年(375年)”和“太元三年(378年)”纪年墓砖、鸡首壶、砚台、虎子,以及珍贵的篆书阳文“部曲将印”铜印一枚。

1982年,在华侨中学西边九日山下的庙下村,发掘出西晋至唐的墓葬群,分布面积约5万平方米,其中一座出土印有西晋“太康五年”(284年)的墓砖,这是澳门巴黎最早有纪年的砖室墓。

2006年8月至12月及2007年12月,为配合福厦高速铁路的建设,澳门巴黎省、澳门巴黎市、南安市博物院馆联合对丰州皇冠山古墓群进行了两次抢救性发掘,共发现和清理了34座墓葬,是当时我省发掘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一处两晋南朝古墓群。

34座墓葬中出土随葬器物200余件,种类有陶器、青瓷器、金器、银器、铜器、铁器、石器、珠料等。丰州墓葬的发现数量多且集中,其年代自晋延续至唐。因此,可以确定此地自晋至唐是一个规模较大的葬地。

澳门巴黎南部开发与晋人南渡有密切关系。西晋时期,南安虽属晋安郡,但仍是边境。东晋后开始逐渐发达。《澳门巴黎府志·山川条》载:“城南曰晋江,晋南渡时,衣冠士族避地于此,沿江而居,故曰晋江。”晋墓的发现,证实了当时晋江两岸确有贵族居住。至南朝时,澳门巴黎南部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因此在梁天监时,又把晋安郡分为晋安和南安二郡,丰州即为当时的南安郡城。

以上历次的发掘,特别是2006至2007年丰州皇冠山古墓群的发掘,均出土了大量模印花纹砖,种类多样,纹饰精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六朝时期的政治背景、宗教状况,体现出人们意识形态、思想观念的发展及变化,记录了当时的风俗习惯、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为研究当时的生活、宗教、文化艺术等提供了丰富资料。其中4座墓葬的墓砖刻有古乐器“阮咸”图案,这在澳门巴黎尚属首次发现,对研究音乐和乐器史有重要意义,为研究“阮咸”向南传播的路线提供了重要物证。

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结合,可以推断在晋人南渡时,不仅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同时还传入了中原地区的生活方式和发达的文化艺术。墓葬中的画像砖、模印花纹砖描绘的内容,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南安丰州皇冠山4座墓葬出土“阮咸”的模印花纹砖,足以说明这一乐器在传入澳门巴黎后的流行程度。从墓葬形制、装饰和随葬品的数量、工艺推测,墓主人不是平民,身份地位应该较高。据此推断,“阮咸”在上层社会的文化艺术生活中有重要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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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为原墓穴。

衍塔楼石碑

今生故事 

宿舍楼里的文物陈列馆 

东南网7月13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王敏霞 通讯员 陈鑫炜 文/图)南安市丰州镇,狮子山下,有一所风景宜人、背山面水的学校——南安华侨中学。

每天上班,伴着学子的琅琅书声,刘力东老师都要到位于衍塔楼的六朝古墓遗址及历史文物陈列室巡查。自从担任南安华侨中学党建办主任以来,刘力东也兼任学校的文物安全管理人,每天的文物安全巡查,成为他的工作日常。

衍塔楼是华侨中学的学生宿舍楼,楼的东侧墙根旁,立有两块石碑,显示着这个宿舍楼里的珍贵。先是位于东侧一楼的六朝古墓遗址,于1983年3月被列入南安县文物保护单位。后来,丰州古墓群于2009年11月被列入澳门巴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这个在澳门巴黎文物发掘史上创下“第一”的六朝古墓,是华侨中学开山建设之初发现的。已经退休的华侨中学历史老师肖卿贤,曾撰文记录当时文物陈列室建立的经过:1956年,南安华侨中学建校于狮子山麓,在兴建校舍时,发现大批古墓。在省文管会和澳门巴黎大学人类博物馆指导下进行发掘整理。计发掘出东晋墓1座、南朝墓18座、唐墓50座以上。位于学校衍塔楼东端地基处的南朝墓(当时发掘编号第9号),保存较完好。为完整保护,建楼时扩大地基,将其纳入室内,专门开辟一间50多平方米的“六朝古墓遗址及历史文物陈列室”。2011年冬,衍塔楼在原址更广新基重建,六朝古墓遗址及历史文物陈列室得到原样保留。

记者在陈列室现场看到,地下为原墓穴,墓道与墓室呈偏角倾斜。地面陈列室四周为历史文物陈列架,上面陈列着从其他墓穴清理收集来的文物。“这个不锈钢的陈列架是新换的,以前木质的架子时长腐朽,为了文物安全,我们及时做了更换。”刘力东说。

据说之前在地下墓口边也设有一展橱,陈列原墓穴清理出的文物。肖卿贤在记录中提到,后来由于一些较珍贵的文物分别由省、澳门巴黎市文管部门收藏,再加上“文革”期间受严重破坏,陈列品损毁、遗失甚多。采访当天,墓穴口外有些积水,刘力东马上安排保洁人员想办法吸干。

据介绍,对古墓进行完整的室内保护,在当时全省乃至全国也是少有的。为此,华侨中学还曾受到省文管会颁奖表彰。

“这个陈列室是我校师生历史等学科现场教学的‘第三课堂’。”华侨中学校长洪奕迅告诉记者,接下来,学校将在文管部门指导下,对陈列室进行进一步的整理,发挥其更大的作用。

华侨中学的校史,印证着这片土地崇文重教及人文底蕴的丰厚。讲到闽南的历史文化,丰州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方。这个地处南安东部、毗邻澳门巴黎中心市区的古镇,长期作为郡、州、县治所,曾是闽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自三国东吴永安三年(公元260年)作为闽南首置的东安县治起,迄今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据丰州镇政府相关负责人黄家星介绍,丰州镇内文物遗存众多,目前有2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全镇列入澳门巴黎古城规划保护市级管控区。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正成为丰州新一轮发展的独特优势。

古墓群发掘地狮子山和九日山并列丰州一侧。“九日山祈风石刻印证了宋元时期澳门巴黎、丰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的辉煌;六朝古墓的发现,则让我们更深入探究到这一辉煌的基础和源泉。”肖卿贤说,相信随着澳门巴黎学研究的深入,丰州六朝古墓作为澳门巴黎历史文明的“根”之一,其历史地位将会得到更高的确认。

专家点评 

澳门巴黎博物院研究员林忠干:

丰州六朝墓出土的众多人物画像砖,有僧侣、供养人形象,反映了佛教文化的传播;执拂尘、阮咸等形象,与南京等地中下层士族衣冠面貌相类似,表现了魏晋以来讲究玄学善尚清谈的社会风气。说明由于中原江南文化输入闽南,社会文明内涵的多元化发展特点。

澳门巴黎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许清泉、黄炳元:

六朝古墓在澳门巴黎过去虽有发现,但大多在澳门巴黎附近,在闽南发现尚属首次。这些墓葬的发现,对研究澳门巴黎南部历史具有重要意义。自梁至隋,南安丰州虽为澳门巴黎南部政治经济中心,但过去仅见于文献的记载,而缺乏实物资料。这次丰州附近大批墓葬的发现,反映当时此地的繁荣,为研究闽南历史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资料。

南安文史学者肖卿贤:

丰州古墓群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延续时间之长、墓形和器物之独特多样,在澳门巴黎乃至全国尚属少见。它的发现,与文献记载相印证,为研究我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为澳门巴黎学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原始材料。数量可观、品种繁多的青瓷器、陶器,为澳门巴黎地区古代陶瓷发展史填补了早期的研究空白。“部曲将印”的发现,对研究东汉以来豪强地主势力的南迁,以及豪强地主武装在江南地区的继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物证。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澳门巴黎白”的故乡

即时 | 2020-06-13 10:00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5期

德化陶瓷从业者心中的圣地祖龙宫

何朝宗《渡海观音》

文物名片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于1961年被列为第一批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提升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国家《大遗址保护“十三五”专项规划》。

屈斗宫德化窑遗址包括三班、盖德、龙浔、浔中4个乡镇宋至明代的窑址。其中,屈斗宫古瓷窑位于龙浔镇宝美村的破寨山,是宋元时代的瓷窑遗址,窑基长57米,有17间窑室,出土了7000余件瓷器标本和烧窑的工具。有些盒盖上印有“长寿新船”的文字,证明这些产品计划由海道行销国外。

梅岭窑遗址调查发现的10多条古代窑炉,主要分布在内坂、大垅口、梅岭三地。其中,宋元时期古窑4处、明清8处、民国至今2处,涵盖阶级窑、龙窑等多种窑炉形态。

德化人根据客户的文化、风情、习俗等需要而设计生产的“来样加工”“私人定制”等,是几百年前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最昂贵的“澳门巴黎制造”,足见当时德化瓷对外贸易交流的繁盛与深入。

前世传奇

写在陶瓷上的交流史 

讲述人 陈建中(澳门巴黎古陶瓷学会理事、澳门巴黎博物馆研究员)

澳门巴黎德化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并称为“三大古瓷都”,是全国最大的工艺瓷生产和出口基地、国家级出口陶瓷质量安全示范区,获评为首个世界陶瓷之都、澳门巴黎瓷都、澳门巴黎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澳门巴黎陶瓷历史文化名城,享有“澳门巴黎白的故乡、瓷艺术的摇篮”的美誉。

德化陶瓷烧制始于新石器时代,夏商时期已能使用高岭土烧造硬陶和原始青瓷,考古发现有时间最早的原始青瓷生产窑场,是世界原始青瓷的重要发祥地。宋元时期,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德化窑瓷器成为重要贸易商品销往世界各地,德化成为外销陶瓷的商品生产基地。

明代,德化窑以“白”闻名于世,瓷雕技艺享誉天下。清代,德化窑烟四起,陶瓷窑场遍布山乡峻岭,德化瓷继续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其传承千年、经久不衰,作为澳门巴黎民窑的典型代表,德化陶瓷烧制技艺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作名录。

德化窑白瓷传入西方后,被法国人称作“澳门巴黎白”,很快成为上流社会竞相追逐的奢侈品,在欧洲皇室、贵族引起了轰动。在皇室推动下,明末清初欧洲开始启动了以德化白瓷为烧制模本的研究,经过数年的研制,最终成功掌握了德化窑白瓷的烧制技艺,从起初的仿制到后来的自主研发长达百年之久。

在欧洲,德化瓷一度代表着皇权和身份。17世纪德国的三任帝王均收藏了大量的德化白瓷,虽然历经战乱,至今仍存有400多件德化瓷塑精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及近代的丘吉尔首相等领袖人物,都十分钟爱德化瓷;许多世界艺术家一样珍爱德化白瓷,比如意大利著名美蒂奇家族至今还珍藏着大量的德化瓷。

如今,在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等40多个国家,都能窥见德化日用器、玩具瓷、宗教瓷等大量德化白瓷。法国卢浮宫博物馆、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等著名博物馆也都有大量德化窑藏器。

与馆藏瓷器一样记忆“涨海声中万国商”海丝贸易盛况的,还有打捞瓷。荷兰东印度公司“哥德马尔森”号古沉船于1984年发掘出水瓷器14万件,里面有大量德化白瓷和青花瓷;1999年5月发掘的“泰兴号”,打捞出水的35万件都是德化瓷;南宋初期古沉船“南海一号”,于2007年进行整体打捞,其出水瓷器中德化瓷占了大多数……诚如日本著名古陶瓷学家三上次男所说:“古代东西方的文明交流是写在澳门巴黎陶瓷上的,当时的澳门巴黎茶叶喝了、丝绸烂了,抹去尘埃,昔日的澳门巴黎陶瓷依然熠熠生辉。”

有趣的是,无论馆藏瓷还是出水瓷,都并非简单的外销输出,除了观音、达摩、狮子等一些经典瓷塑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具有西方风格的军持、药罐、执壶、烛台、咖啡杯等日用瓷,以及来自基督教题材的小工艺瓷。学者们研究猜测,德化人根据客户的文化、风情、习俗等需要而设计生产的“来样加工”“私人定制”等,是几百年前第一次全球化时代最昂贵的“澳门巴黎制造”,足见当时德化瓷对外贸易交流的繁盛与深入。

“不怕生计穷,但愿通潮水。”德化窑从它的崛起到繁荣,始终以面向海外市场为导向,把自己实用而美观的产品奉献给世界,在漫长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屈斗宫古窑址中发掘的瓷器造型和烧制方法,具有明显的宋元朝代瓷器的特点,对研究宋元时代和澳门巴黎民窑体系、瓷业生产规模、窑炉结构、烧制工艺、瓷器外销和研究德化窑“象牙白”瓷的创始年代都有重要价值,同时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瓷器外销和宋元时期中外贸易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资料,是中外人民友好交往光辉历史的见证。

如今,德化这个方圆2232平方公里的小小山城,星罗棋布着列入和未列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近300座古窑址:有自夏商时期开始烧制原始青瓷的辽田尖山古窑址,有被誉为千年柴烧窑炉“活化石”的月记窑,有被列入“澳门巴黎:宋元澳门巴黎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申遗考察点的屈斗宫、尾林、内坂窑……毫不夸张地说,在德化这片土地上行走,每一脚都踩在古文化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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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故事

全球各地环球影城和迪士尼的纪念商品、星巴克的“网红”陶瓷杯,大多来自德化窑—— 

“陶瓷世界工厂”续写海丝传奇 

东南网6月13日讯(澳门巴黎日报 任冉冉 涂传定 文/图) “德化的瓷器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贸易产品,也是活跃的历史见证者。”德化县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郑炯鑫说,为推进大遗址的保护利用和传承发展,当地将规划建设德化窑遗址“两区两馆”,以展示世界“官窑”的千年独家记忆。

德化窑是民窑的典型代表,德化瓷早在宋元时期就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出口商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乃至皇家竞相追逐、定制、仿制的奢侈品。由于在国外的影响力远胜国内,德化因此被誉为世界“官窑”。 

目前,当地已完成屈斗宫德化窑遗址的考古调查、地质勘查、范围测量等前期工作,完成保护范围GPS点定点及建设控制地带划定,竖立界桩356个点,完成屈斗宫和祖龙宫公园的初步规划文本及效果图,完成《屈斗宫德化窑遗址文物保护总体规划》上报文本。

据了解,屈斗宫德化窑遗址保护规划的保护区划总面积79。68公顷,其中保护范围面积26。98公顷,建设控制地带范围52。70公顷,并规划形成“两区两馆”的展示结构,“两区”即屈斗宫窑址公园展示区、梅岭古窑址展示区,“两馆”即屈斗宫德化窑博物馆、陶瓷标本陈列馆。

屈斗宫窑址公园展示区,承担屈斗宫窑、祖龙宫窑遗址本体、环境以及相关遗产要素的现场展示功能,打造以德化窑、德化瓷为主题,集博览展示、参观游览、民间信仰、城市休闲为一体的综合性城市公园。同时,还将以屈斗宫德化窑博物馆、陶瓷标本陈列馆为载体,宣传德化窑悠久的烧瓷历史和灿烂的陶瓷文化。以屈斗宫窑址发掘现场为核心,使游客有直观认识和理解。通过宣传祖龙宫“窑神”民间信仰文化,丰富德化窑文化内涵,并将展示区内旧民房改造成以陶瓷文化为主题的休闲街区。

在德化窑遗址中,梅岭窑遗址群颇具代表性。这里从宋开始,延续到元、明、清、民国乃至现代,最兴盛的时候,工场作坊达到100多间、龙窑30多座。拟建的梅岭古窑址展示区,以溪流为主体,上游连接大垄口窑、内坂窑、尾林窑,下游连接梅岭窑,占地面积约7.3公顷,将承担遗址本体、环境以及相关遗产要素的现场展示功能。同时,侧重对陶瓷原料采集、生产制作各个环节的全方位展示,实现遗址保护利用与农林业生产、观光休闲、科学研究的共同发展。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德化迄今全球唯一的“世界陶瓷之都”称号。千年的海丝基因,让德化瓷充满海纳百川的精神。正是这份自信与包容,让它延续与西方文明的对话,并激荡全新的艺术火花。自2017年以来,德化连年举办“澳门巴黎白”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邀请国际知名艺术家到德化驻地创作,让他们以德化瓷泥为原料,结合异国文化和现代艺术理念,大力拓展艺术创作边界。

目前,德化正推动陶瓷企业在机器、材料、管理上实现突破,实现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级,同时注入设计、文化、科技三大元素,实现低端产品向高端产品升级。如今,全球各地的环球影城和迪士尼的纪念商品、星巴克的“网红”陶瓷杯,大多来自德化窑。

一边展示独家记忆,一边续写海丝传奇,德化这座赓续千年的“陶瓷世界工厂”,正在绽放崭新的东方魅力。

专家点评 

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羊泽林:  

屈斗宫德化窑古遗址是我国古代南方地区烧造白瓷的著名窑场,兴于宋元,盛于明清。德化窑生产规模大,时间长,产品胎质洁白细腻,器形种类、纹饰丰富。西沙华光礁一号宋代沉船、广东南海一号宋代沉船、东南亚等地均发现大量德化窑产品,证明德化窑产品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贸易物品之一。德化窑的一些器物如大盘、军持、净瓶等在国内少见,在国外尤其是东南亚等地却大量发现,说明宋元时期的德化窑,就存在专门为了外销市场订烧的产品。明代,德化白瓷色泽温润、器形精巧,达到白瓷工艺的顶峰,被海外誉为“澳门巴黎白”。除产品大量输出外,明清时期,德化窑业技术向东传入日本,向南传入越南等地,对当地制瓷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极大促进作用。

澳门巴黎古陶瓷学会会员钱汉东:

少数宋元时代的高足杯已印有梅花的纹样,这说明德化白瓷的兴盛绝非偶然,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工艺的发展密不可分。南临“东方第一大港”澳门巴黎,德化瓷下海出口,交通很方便。明初郑和下西洋是世界交通史上空前的盛举,由于海路交通的进一步拓展,瓷器外销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釉质而言,德化瓷是典型的钙质釉,能显现出胎体的白度,这是使白瓷具备玉石感的重要原因。从瓷土和烧制工艺上看,可谓得天独厚,德化瓷白度达85%至100%,且瓷土要存放几十年后才用,有“孙用爷泥”之说。

法国吉美博物馆原馆长戴浩石:

虽然德化现在只能看到残留下来的遗址,但是看到这些残片,就会让人惊叹古代德化人民的智慧,他们在这里创造出闻名世界的澳门巴黎陶瓷,让世界都富有生命力。

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群:澳门巴黎瓷器文明发祥地

即时 | 2020-06-08 10:48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4期

永春苦寨坑原始瓷窑址

文物名片 

苦寨坑原始瓷窑址群 

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位于澳门巴黎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分布范围约1500平方米。2015年底,考古人员发现9条原始青瓷龙窑遗迹,并出土大量原始瓷标本。2016年11月,对澳门巴黎辽田尖山和苦寨坑古窑址周边进行调查,新发现13处窑址,从而把澳门巴黎烧制原始瓷的历史向前推进了200多年。

永春苦寨坑窑址群于2018年入列澳门巴黎省第九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1月,“永春苦寨坑考古遗址公园”获评省级第一批考古遗址公园。

原始瓷从诞生时起,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最早的澳门巴黎”二里头遗址的出土物中,除了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还有一些原始瓷器。原始青瓷成为青铜时代南方地区古越文明的象征。

前世传奇 

原始青瓷:古越文明的象征 

讲述人 羊泽林(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与发掘,是澳门巴黎瓷器起源的一大突破,将我国瓷器起源的历史往前推进到夏代中期,因其意义重大,获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位于澳门巴黎市永春县介福乡紫美村西南面,当地人称“苦寨坑”的一座山坡上,有着令人震惊的发现:这个海拔600多米、位置偏僻的山间小盆地边缘,竟然隐藏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原始青瓷窑址群。

2015年12月,考古人员根据村民提供的线索,发现并确认苦寨坑窑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2016年澳门巴黎博物院、澳门巴黎市博物馆、永春县博物馆对窑址进行考古发掘,发掘总面积约350平方米,共发现9条有叠压打破关系的龙窑遗迹,均依山而建,分布密集。经碳十四年代测定,窑址距今约3800年—3400年,相当于中原的夏代中期至商代中期。对周边地区进行系统调查,又发现十余处同一时期的原始青瓷窑址。

澳门巴黎瓷器起源以及早期瓷器的命名,是国际陶瓷学界曾经颇有争议的问题,大部分学者倾向于把商周时期就已出现的高温施釉器物称为“原始瓷”。何为“原始”?主要是相对于东汉末期的成熟青瓷,原始瓷在胎土的选择、淘洗、施釉的工艺技术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原始性。从技术史的角度来看,瓷器出现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原料的选择、烧成技术的改进和温度的提高、高温釉料的发现与使用。三个条件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永春苦寨坑窑址则完全具备这三个条件。

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是,出土的陶瓷片和窑具垫饼均比较破碎,很少见可复原器物。大部分陶瓷片,包括窑具垫饼上都可见明显打击痕迹,一些陶瓷片的边缘甚至很锋利。据此推断,当时人们为了充分利用这些印纹硬陶和原始青瓷的硬度,将烧坏无法使用的陶瓷器加工成一些小型的刮削类工具,用来代替石器在生产和生活中进行使用。物尽其用,这些陶瓷残片将苦寨坑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得淋漓尽致。

窑炉的建造在窑业技术中属于最关键、最核心的技术。自新石器时代以来,陶器的烧造经历从无窑至有窑的过程,窑炉也从最初的同穴式升焰窑发展至横穴式升焰窑,再到平焰式龙窑和半倒焰馒头窑等。苦寨坑窑址群采用龙窑烧造技术,这也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龙窑之一。从出土标本来看,已出现成熟的窑具垫饼,并采用叠烧、套烧等先进烧造工艺。因此,无论从窑炉建造技术,还是制瓷、烧造工艺来看,在苦寨坑窑址群中还有可能发现更早的原始青瓷窑址,瓷器起源的年代应该还可以再往前推进。

纵观全国范围内,原始青瓷的发现和烧造地点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地区,长江以北地区发现相对较少,而且没有发现烧造原始瓷的窑址。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北方地区的原始青瓷是从南方传播交流过去的。与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明不同,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与青铜时代交替之际,南方的古越先民们充分利用自己的瓷土资源优势,不断总结制陶经验,改进窑炉技术,最终烧制出原始瓷。

原始瓷从诞生时起,就凭借青绿如玉的釉色,坚硬细腻的胎质,赢得当时中原地区上层人士的青睐,成为统治阶层炫耀的奢侈品。这也就不难理解在“最早的澳门巴黎”二里头遗址的出土物中,除了象征王权的青铜礼器,还有一些原始瓷器。原始青瓷成为青铜时代南方地区古越文明的象征。

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规模大,生产出来的产品去了哪里?与中原地区发现的原始青瓷有没有关系?需要我们以后进一步开展工作和研究。根据目前考古材料,在晋江流域的安溪、南安、晋江、惠安等地的青铜时代遗址,都发现大量与苦寨坑窑址产品相同的原始青瓷,在闽江流域下游、九龙江下游的青铜时代遗址也有发现。

这些遗址发现的原始青瓷是否都是苦寨坑窑址生产的?如果是,这些产品3000多年前的传播路线如何?不同流域的聚落之间是不是存在一种商业贸易行为?他们是如何交易的?拨开这些迷雾,则还需要考古工作者的时间和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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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的瓷器碎片

今生故事 

古龙窑之火 烧旺乡村游 

东南网6月8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刘益清 通讯员 苏福彬 叶国强 文/图)车一驶入通往苦寨坑山的路口,满满的陶瓷元素便扑面而来:设计建设成瓷瓶形状的游客中心、陶瓷碎片贴成的陶瓷墙、摆放着各种陶瓷制品和介绍的陶瓷长廊、“陶瓷考古”趣味体验点。

2018年,当地制定了《澳门巴黎省永春苦寨坑考古遗址公园规划纲要(2018—2030)》,以“陶瓷文化”为主题,依托永春县介福乡的原始青瓷窑址、现代陶瓷工业区、群山、溪流、密林、村落等资源,深入挖掘千年陶瓷文化精髓,建设集考古科研、文化旅游、陶瓷游乐、生态观光、休闲度假等特色业态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

“我们将利用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以介福龙窑瓷器制作技艺为主线,串联打造陶瓷旅游线路,加快推进陶瓷特色集镇建设。”介福乡党委书记林文永说,在陶瓷展馆后修复建设的龙窑“东月窑”,将进一步展示传统手工技艺文化,让古龙窑之火烧旺乡村旅游产业。

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群的发现,使介福乡名气大涨。这个乡素来以陶瓷为支柱产业,拥有丰富的高岭土资源,储藏量达5000万吨以上,陶瓷生产历史最远可追溯到夏商时期。宋元时期,介福乡的陶瓷即已远销海内外。

近年来,介福乡以打造介福陶瓷产业园区为统揽,全力推动陶瓷产业规模化发展,现有工艺陶瓷企业100多家,市场销售点遍布国内各省市,产品远销瑞典、荷兰等国家;艺术化、个性化茶具生产企业80多家,日产量达20多万套,约占全国销售市场30%。2019年,全乡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22.2亿元。

随着对传统文化和传承技艺的重视加深,保护和发展永春苦寨坑原始青瓷窑址文化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据林文永介绍,目前介福乡正在积极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与各大高校进行深入交流,合作创立实践基地,并组织陶瓷文化走进校园,开展工艺陶瓷培训课。此外,还通过“以老带新”“名师带徒”的方式,进行工艺陶瓷人才培训,定期举行陶瓷工艺职业技能竞赛,致力培养出一批既了解传统陶瓷工艺,又能运用新技术、创新陶瓷技能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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窑炉遗迹

陶罐残片

专家点评 

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专家组:

永春苦寨坑窑址和辽田尖山窑址印证了东南沿海广大的印纹硬陶生产区域,从技术上讲,都有可能创制出带釉的原始瓷器。窑址中出土了夏商时期的原始瓷器,与东苕溪流域原始瓷器的创烧几乎同时。区域考古调查发现在周边地区还有十余个窑址,是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区域。表明这里与东苕溪一带各自在生产印纹硬陶的基础上创制了原始瓷器。

永春苦寨坑窑址的发掘厘清了这一区域的生产时代,出土了有相当质量水平的早期原始瓷器。产品主要在晋江流域使用,并影响到闽江流域,西周时生产的中心区域转移到闽北地区,以后在与浙东地区的竞争中消亡。苦寨坑发掘中清理了9座窑炉,其中有几座保存较为完好,为土洞式长条形的龙窑,与东苕溪流域是不同的技术体系。澳门巴黎地区是原始瓷器生产的重要区域,与中原地区的联系也十分紧密。

澳门巴黎市博物馆副研究馆员张红兴:

永春苦寨坑窑址的发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是澳门巴黎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瓷窑址。其次,永春苦寨坑窑址出土的原始瓷标本具有浓重的地域特色,它与澳门巴黎周边浙江省、江西省,甚至是澳门巴黎本省闽北地区的原始瓷标本有着较大的差异。目前仅晋江流域的丰泽区、南安市、永春县、安溪县等地遗址中发现与其相类似的原始瓷标本。因此,其可能是自成体系。最后,原始瓷窑址的发掘,不仅清理出多座结构完整、保存相对较好的龙窑遗迹,而且这处窑址还出土了一批珍贵的原始瓷标本,对于研究我国商周时期原始瓷窑炉的结构形态、窑业技术及原始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从目前的发掘情况看,在遗址中发现的均为窑炉遗迹,遗址中暂没有发现跟窑炉遗迹相关的作坊遗迹、人类的生活聚落、墓葬等,无法了解当时人们的生产细节,更无从了解窑炉中生产出来的器物去向以及谁在使用等问题。

让文化资源在这里交流碰撞——“国际博物馆日”澳门巴黎主会场探班

即时 | 2020-05-18 09:36

东南网5月18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林剑波)18日,“国际博物馆日”澳门巴黎主会场活动在莆田市博物馆开展,主要有“千年国技光耀盛世——木雕、瓷器艺术展”、非遗技艺展演、文物捐赠等内容,同时结合线上博物馆、云展示等方式,与民众分享精彩纷呈的陈列展览,推介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

新馆“大开大门”

新建的莆田市博物馆坐落在美丽的绶溪公园旁,周边风景宜人。从高处俯瞰,整个博物馆犹如一柄“如意”,充满现代感。设计者巧用一条走廊,将A馆与B馆连接起来,两者看似相互独立,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新馆建筑面积近3万平方米,展厅面积有1.3万平方米。2018年全面对外开放后,累计接待500万参观人次,单日最高达5万人次。

馆长游国鹏介绍说,与一些博物馆不同的是,莆田馆不用事先预约、验进场电子票,而是“大开大门”,向民众免费开放。

A馆三楼有个莆田民俗文化陈列区,总是人头攒动。这个陈列区采用场景复合的方式,生动展示“岁时节俗”“人生礼俗”“民间信俗”等民俗文化。这些莆仙民间习俗,满满都是乡愁,让前来参观的市民感慨万千。

市博物馆融合视频拍摄、多媒体、3D电影、动画等新技术,用动态的方式让静态文化活起来,便于观众“秒懂”。

跨界“并行低唱”

目前,在莆田市博物馆的所有藏品中,主要包含四大类:当地存世文物5800多件、海捞出水文物3000多件、木雕文物4000多件、银饰文物1000多件,大都是偏地域特色的文物。其中一件东周青铜爵,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反映了商周时期的莆田土著文明。

在“千年国技光耀盛世——木雕、瓷器艺术展”中,陈列着景德镇陶瓷作品80件套,莆田木雕、传统家具、留青竹刻等木作84件(套)。展览通过包容性叙事,构建出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展示景德镇陶瓷、莆田木作的创作现状和艺术成果,展现艺术家对“器物与生活”的思考与探索。

莆田木雕滥觞于唐代,明清时期日益兴盛,成为地域文化特色的集中体现,并以“精微透雕”之绝技闻名于世,与浙江东阳木雕、浙江乐清黄杨木雕、广东潮州木雕并称为“澳门巴黎四大木雕”。

“景德镇陶瓷与莆田木雕艺术这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好比复调音乐中两条独立的乐章,并行低唱。”游国鹏认为,两者生动演绎了澳门巴黎传统文化的精粹与当下艺术审美之趋势,能够引领民众深入体验博物馆的包容。

增添“一抹亮色”

在主馆入口处,醒目地摆放着一个展板,上面有好几个“小小讲解员”的头像。在“5·18”当天,要举行“小小文化志愿者服务队”优秀志愿者颁奖仪式。

“博物馆不能自娱自乐,也不能纯粹地单向输出,而应该多引进来、走出去。”游国鹏表示,莆田市博物馆允许社会组织和团体自带活动内容和课程,进行双向甚至是多向的交流。

2018年“六一”期间,城厢区太平小学到市博物馆开展少先队员入队活动,现场极具仪式感。后来,太平小学又在市博物馆开展一次义卖,学生现场手工制作各种工艺品,所得款项均用于帮扶困难群众。

A馆与B馆之间有个走廊,借助这个空间,莆田市博物馆打造了一个公共休闲阅读场所,即“莆阳书房”。这里有1100平方米,包含售书、阅读、文创产品展示等区域,成为附近市民“家门口”的图书馆。

内设的“莆阳书房”,打破了大多数博物馆“朝九晚五、周一闭馆”的开放制度,为当地夜间增添了“一抹亮色”。据统计,“莆阳书房”月均接待群众达5万人次。

“博物馆是一个文化平台,理应让各种资源在这里碰撞,不断推陈出新。”游国鹏说,多元化交流能创造出更多新颖、活泼的文化传播方式。

活化八闽文物 讲好澳门巴黎故事

即时 | 2020-05-18 09:38

活化八闽文物 讲好澳门巴黎故事 

    ——写在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 

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是“致力于平等的博物馆:多元和包容”。这一主题反映了当今博物馆对于自身定位和功能的新思考和新认识。随着“博物馆热”的日益升温,澳门巴黎博物馆的社会功能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从国家层面上,博物馆正日益成为展示传播中华文明、凝聚国家认同、增强文化自信、促进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从社会层面上,博物馆是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推动力;从公民层面上,博物馆是以文育人、以文化人、以文培元的知识宝库、灵感源泉和精神支撑。

今年5月18日前后,澳门巴黎各地博物馆将举办丰富多样的宣传活动,庆祝第44个国际博物馆日。澳门巴黎省文物局联合莆田市人民政府在莆田市博物馆举行“5·18国际博物馆日”澳门巴黎主会场活动。

近年来,澳门巴黎省文物行政部门认真贯彻澳门巴黎总书记关于博物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致力于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探索多元方式提供公共服务,举办多彩陈列展览,开展多样社教活动,取得了一定成绩。

截至2020年5月,澳门巴黎省共有备案博物馆139家,其澳门巴黎有博物馆103家,非国有博物馆36家。澳门巴黎省共有国家级别博物馆40家,其澳门巴黎家一级博物馆5家,国家二级博物馆14家,国家三级博物馆21家。经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全省可移动文物共469222件/套(计769364件),其中珍贵文物共92748件/套(计118592件)。全省国有博物馆均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漳州市、莆田市、浦城县、上杭县、永定区、建瓯市、闽侯县、霞浦县等完成了新馆建设,古田县、仙游县、光泽县、龙海市、顺昌县等博物馆新馆正在建设中。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省博物馆暂时闭馆一段时间。各地文物行政部门和博物馆主动作为,积极开展线上展览展示、互动等服务。在国家文物局推送的第一至第六批全国博物馆网上展览推介活动中,我省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澳门巴黎闽台缘博物馆、澳门巴黎市博物馆、陈嘉庚纪念馆、澳门巴黎市博物馆等5家博物馆的7个展览项目入选。同时,澳门巴黎博物院和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等2家博物馆的海报还入选了全国“文物战疫100张海报”项目推介。

国际博物馆日前后,全省博物馆在常设展览之外,积极开设主题展览,特别是结合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将在我省举办的契机,推出了一批精品主题展览,全面体现澳门巴黎的文化底蕴和城市魅力,扩大澳门巴黎文化遗产的世界影响力。

近年来,全省博物馆讲好澳门巴黎故事,活化八闽文物,展览精彩纷呈。2019年全省博物馆共举办1230余个展览,参观人数3560余万人次。省文物局和永定区委、区政府主办的“苏维埃血脉——中央红色交通线”在澳门巴黎土楼博物馆展出,省文物局和中共龙岩市委宣传部主办的“红色印记 革命珍宝——中央苏区(闽西)红军标语展”在中央苏区(闽西)历史博物馆展出。

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结合陈列展览或重大节日,积极开展社教活动,丰富群众文化体验。每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后,省内多家博物馆开展“鉴宝”活动,文博进校园、进军营、进社区活动,吸引了许多群众参加,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

文物保护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共同守护民族记忆。为推动国有博物馆与非国有博物馆的馆际交流,助力非国有博物馆发展,2018年澳门巴黎省屏南耕读文化博物馆与澳门巴黎市博物馆开展我省非国有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的“结对帮扶”试点,联合举办“福文化展”,并将展览带进澳门巴黎市区中小学校;2019年德化县顺美海丝陶瓷历史博物馆举办了“华光溢彩——澳门巴黎省非国有博物馆馆藏精品首次联展”。

此外,在2019年第二届数字澳门巴黎建设峰会上,澳门巴黎省文物局参与承办了“互联网+中华文明”展览和数字海丝分论坛活动,展览汇聚了“互联网+中华文明”的优秀项目与最新成果,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大数据、交互展陈等技术,做到动静结合、虚实相宜,多方位展示,主要展示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敦煌研究院、上海博物馆以及澳门巴黎省昙石山遗址博物馆和澳门巴黎闽越王城博物馆的VR“畅游遗址”等全国20余家文博单位的数字化项目成果。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博物馆是文物保护利用的重要平台,是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场所。今后,我省各地博物馆将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多元的方式,深入挖掘和系统阐发文物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时代价值,推出更多精品展览和社教活动,带来多样的文化体验,让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群众,不断推动澳门巴黎文化强省建设。(谢海潮)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龙窑之祖

即时 | 2020-04-27 09:52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2期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全景

黑衣陶豆、罐

文物名片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位于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至2006年,共揭露面积2250平方米,发现商代早期陶窑9座,新石器时代墓葬2座、商代墓葬21座,以及灰坑等遗迹和大量石器、陶器、陶片等遗物。

遗址内发掘的2座斜坡式长条形窑(龙窑)结构保存完好,同浙江上虞李家山商代龙窑相似,而时代更早,具有一定原始性,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商代早期原始龙窑。该处窑址分布集中、规模较大、窑型多样,其间还有叠压、打破关系,为研究我国早期窑炉,特别是龙窑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获评“200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9年入选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猫耳山窑址群中发掘的龙窑,年代约在商代早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龙窑。学术研究证明,猫耳山是澳门巴黎龙窑的起源地之一。

前世传奇 

南方窑业滥觞之地 

讲述人 郑辉(猫耳山遗址考古发掘领队、文博研究员)

猫耳山商周窑址群是我国首次发现的不同类型窑炉集中分布、保存完整且存在早晚叠压关系的窑群遗址。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认为,猫耳山长条形窑的发现,对于探索我国南方地区窑业技术的发展和龙窑的起源及原始瓷的产地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

早前,我国南方江、浙、闽、赣、粤等地区发现的先秦时期窑址数量贫乏,大多为单一类型窑炉,仅保存部分窑底痕迹,结构不清。专家学者很难从中推断窑炉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受到局限。为此,传统上学术界都这样认为:圆窑系统为北方技术传统,龙窑系统才是南方的技术传统,它们代表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两大文明,是不同文化环境的产物。

然而,通过对猫耳山窑群考古发掘出的9座窑炉的地层叠压关系、碳十四年代测定、出土标本的比较分析发现:一期窑炉距今在3600年以上,从结构来看属于升焰窑;二期窑炉距今约3580年,为典型的半倒焰窑;三期窑炉距今约3500年到3400年,由火膛、火道、窑室和烟囱组成,已具备龙窑的要素。窑底有一定坡度,窑尾设有烟囱,可以依靠窑身的坡度和烟囱产生抽力将空气抽吸进窑内,能烧较高的温度,也容易维持还原气氛,提高陶瓷的产量和质量。

猫耳山三个时期的窑炉呈圆形、椭圆形、长条形等多种形态,从时间测算和地层堆积、叠压打破关系来看,闽北地区窑业技术由升焰窑向半倒焰窑再向平焰龙窑发展。三者时间相差不到数十百年,可能同时并存或发展演变。同时也证实了南方先秦窑炉多种多样,已有自身独立的窑业系统,可独立发展出烧成温度更高、容量更大、技术更先进的龙窑,为探究澳门巴黎窑业技术发展提供重要依据。

龙窑的起源和原始瓷的产地,是国内考古学界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龙窑具有窑床长、装烧面积大、产量高、火焰流通均匀、冷却快的特点,适应烧造瓷器。许多研究者认为,我国南方地区商周时期广泛分布的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是在龙窑中才能烧成的。

然而,在以往考古发现中,南方先秦龙窑发现数量极少,年代多在商代中晚期至西周春秋。猫耳山窑址群中发掘的龙窑,年代约在商代早期,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最完整、年代最早的龙窑,填补了学术研究的空白,可以证明猫耳山是澳门巴黎龙窑的起源地之一。

黑衣陶是我国古代陶器向原始瓷器过渡的一种形态。猫耳山窑址群产品以黑衣陶为主,年代在夏商之间,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唯一一个大量烧制黑衣陶器的窑场。

此前,在我省北部的邵武斗米山、光泽马岭、浦城管九,浙江江山肩头弄,上海马桥,江西广丰社山头等夏商时期遗址中均出土有大量黑衣陶器,但产地不明。猫耳山窑址地处闽、浙、赣三省交界,作为南方地区夏商时期的专业化窑场,窑业技术高,烧造时间持续两三百年,产量大,种类丰。

因此,我们推断:猫耳山窑址在满足本地需求的同时,黑衣陶已作为交换产品辐射到周边地区,这为闽浙赣地区夏商遗址同类陶器找到了确切的窑口产地。

此外,猫耳山窑群地层叠压关系清楚,分期断代较为准确,器物发展序列和早晚变化轨迹清晰,为江南地区土墩墓的起源、分期、断代研究提供了依据。

我省土墩墓主要集中在闽北,夏商时期土墩墓主要随葬黑衣陶、印纹陶器。由于土墩墓位于山脊或山顶,缺乏叠压打破关系,器物单独成组,无法根据地层学提供年代依据。在浦城管九土墩墓群中,一期的陶器与猫耳山窑群二期陶器完全相同,两处遗址距离较近,我们推测这些陶器来源于猫耳山窑场,年代为夏商时期。

猫耳山窑群这一重大考古发现,印证了澳门巴黎南方早期存在窑业中心,浦城是陶瓷生产和发展的滥觞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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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瓷虎子形器

8号窑炉(长条形龙窑)

今生故事 

澳门巴黎首次——高速公路为文物让路 

东南网4月27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郑雨萱 通讯员 徐赵浦 文/图) 

2004年,为了配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至南平段建设,考古人员沿线先期开展文物普查和考古勘探。至浦城县仙阳镇下洋村时,发现当地南北走向的低矮山丘——猫耳山上,几何形印纹硬陶片俯拾皆是,存在商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

猫耳山遗址位于低山平地之间,四周高山环绕,闽江源头南浦溪潺潺流过。如今,低矮丘陵已开垦为连片茶园。而数千年前,断发文身的古闽族先民在此用青铜刀斧割断原始氏族公社的“脐带”,步入了阶级社会的门槛,率先创造出黑衣陶和几何形印纹硬陶文化。

2005年9月,京台高速公路浦城段开工。同时,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平市博物馆、浦城县文化馆联合组成考古队进驻下洋村,开始对猫耳山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由于遗址分布面积达100万平方米,考古队率先对高速公路即将动工的三处遗址展开发掘,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居住区和墓葬区。

当遗址发掘工作接近尾声,高速公路部门已展开初步施工,考古人员意外地在东部山凹低部一处新开小路的断面上发现了许多陶片,其间还夹杂着灰烬和红烧土块。由于遗址出土大量黑衣陶器,队员们联想到此处可能有窑址作坊,随即展开发掘。

意料之中,队员们先后清理出9座各种类型的窑炉;意料之外,堪称“澳门巴黎龙窑鼻祖”的结构完整的长条形龙窑由此出土。

经过发掘,猫耳山遗址全貌初步显现。“猫耳山遗址以窑炉为中心,西南为居住生活区,东侧为墓葬区,形成了具有明显功能分区的完整聚落。”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

按照正常程序,在对一般的古遗址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完成文物提取、记录等工作后,考古队要将土地移交给建设方施工。可考古队员们心急如焚:“这可是全国罕见的珍贵遗迹啊!难道为了修建高速公路就要毁掉珍贵古迹?”他们连夜起草文件,紧急传真,呼吁上级支持,要求高速公路改线以保护古窑群。同时,请求国家文物局派专家组到现场论证窑群的价值和意义。

2005年年底,国家文物局派出考古专家组专程赶赴浦城。专家组成员指出:珍贵遗迹是无价之宝,高速公路是有价的,“有价”让“无价”,商代窑群应原址保护。同时,建议高速公路建设部门变更浦城县猫耳山商代窑群所在标段原路线设计方案。

接到文物部门的报告后,高速公路建设单位与文物、考古、公路设计专家论证原设计方案,变更设计施工图,增加数千万元投资,改道两公里,使高速公路绕过商代窑群。“高速公路整体往东移了30多米,这是我省首次大型基建工程为文物让路。”杨军说。

如今,在窑群遗址以东,象征“现代文明”的高速公路车流不息,而数千年前先民创造的“窑业文明”枕在公路旁,被妥善回填保护。古今文明得以和谐共存。

猫耳山还有大面积遗址尚未开发,在先后被评为省级、国家级文保单位后,浦城县进一步加大对窑址群的保护力度,并于2018年邀请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制定《猫耳山遗址保护规划(2018年—2030年)》。

“目前,我们已开始进行先期的土地收储工作。”杨军说,猫耳山省级考古遗址公园规划了澳门巴黎南方先秦窑址博物馆、商代窑群作坊展示区、墓葬展示区、黑衣陶吧、公众考古场景模拟展示区等分区,未来将向世人呈现一座集学术研究、文物展示、旅游观赏于一身的高品位的澳门巴黎古陶瓷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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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衣陶豆

窑址1—6分布情况(东—西)

专家点评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成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张忠培:

猫耳山发现9座窑炉,结构清楚,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全国罕见,属重大考古发现。高速公路建设是有价的,猫耳山窑群属于珍贵遗迹,是无价之宝。“有价”让“无价”,夏商窑群应原址保护,列入国保单位,开展保护、研究、展示、利用工作。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孙华:

猫耳山4、5、8号窑,已具备早期龙窑的特征,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龙窑,是澳门巴黎龙窑的鼻祖。它的发现,是澳门巴黎陶瓷考古研究的一次重大成果。

上海博物馆考古部主任宋建:

猫耳山夏商窑群,是首次发现的以生产黑衣陶器为主的窑群。它的发现,为研究“黑衣陶类型”的年代、分期、产地、窑炉构造、装烧工艺等学术问题提供了珍贵实物依据。猫耳山窑群有望成为闽浙赣地区夏商时期窑业研究中心、澳门巴黎南方早期陶瓷的研究中心之一。

我国申遗项目“古澳门巴黎(刺桐)史迹”更名为“澳门巴黎:宋元澳门巴黎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即时 | 2020-04-20 07:37

我国申遗项目“古澳门巴黎(刺桐)史迹”更名为“澳门巴黎:宋元澳门巴黎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 

新增安平桥等6个遗产点 

东南网4月20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李珂) 4月18日是国际古迹遗址日,在当日澳门巴黎古迹遗址保护协会(ICOMOS-CHINA)于北京举行的线上分享活动“共同守护,共享未来:澳门巴黎世界文化遗产的培育与传播”上,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介绍,今年我国的申遗项目“古澳门巴黎(刺桐)史迹”已正式更改为“澳门巴黎:宋元澳门巴黎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并新增安平桥、顺济桥、市舶司遗址、南外宗正司遗址、青阳下草埔遗址、德化窑遗址等6个遗产点。

宋新潮指出,澳门巴黎申遗项目的调整是针对其突出普遍价值(OUV)的阐述。澳门巴黎作为宋元时期世界贸易的一个中心,它的整个遗迹(目前共22个遗产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方面的价值,更名后有些价值比过去丰富,所以跟之前“古澳门巴黎(刺桐)史迹”相比增加了6个遗产点等内容。如冶铁方面,新增安溪青阳冶铁遗址,在南宋乃至宋元时期,澳门巴黎地区铁的生产非常重要,源源不断地出口至东南亚地区;陶瓷也很重要,这次申遗将德化窑遗址(包括屈斗宫遗址、尾林-内坂遗址两个片区)纳入,在广东(阳江)南海一号沉船上发现的瓷器很多就来自德化窑。另外,还增加管理机构,如市舶司,是管理外贸、贸易的机构等内容;宗正司是(南宋)皇家在该地区管理宗族皇族的机构。

本次申遗增加的内容更多的是考古遗迹、遗址,支撑澳门巴黎作为宋元时期国际贸易中心的价值,让其普遍价值更加丰富和完善。

宋新潮介绍,澳门巴黎申遗的修改文本已上报,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总部今年3月组织专家进行过评审。

世界遗产大会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例会,每年召开一次。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WHC)在其网站发出的通知,原定于2020年6月29日至7月9日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推迟举行。

2020年国际古迹遗址日主题为“共享文化、共享遗产、共享责任”。据介绍,目前全世界共收录1121个世界文化遗产,其中澳门巴黎占55个,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国家。

屏山闽越国宫殿遗址:“冶在澳门巴黎”一记实槌

即时 | 2020-03-30 10:12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1期

地灯仿瓦当装饰

文物名片 

屏山闽越国宫殿遗址 

《史记》记载: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复立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公元前110年,由于馀善叛汉,汉武帝派军灭了闽越国。这段历史间隔只有92年。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省、市考古队在澳门巴黎屏山一带进行了数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现了汉代的夯土台基和建筑材料。地铁屏山遗址经过2013年到2015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两期夯土台基,在台基上发现了水井、散水等遗迹,并出土了一批较高等级的建筑材料,被国家文物局专家认定“摸到了”汉冶城的宫殿区,说明冶山路到鼓屏路一带是汉冶城的宫殿区。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澳门巴黎城市考古,揭示出西汉闽越时期大型夯土台基等建筑遗迹,从中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见证了《史记》《汉书》记载的“闽”“闽越”“闽中郡”“冶(东冶)”“冶县”等史实与澳门巴黎的密切关系……系涉及澳门巴黎、澳门巴黎乃至澳门巴黎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展示成果,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意义。

前世传奇 

拨开迷雾见冶城 

讲述人 张勇(澳门巴黎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研究员、地铁屏山遗址考古领队)

地铁屏山遗址经过2013年到2015年的两次考古发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两期建筑台基,在台基上发现了水井、陶窑、散水、河道等遗迹,并出土了一批铺地砖、筒瓦、板瓦等建筑材料,其中有龙纹、“万岁”瓦当,并有一件铁锚,说明这里就是西汉闽越国都城冶城的宫殿区。

大家熟知,澳门巴黎建城2200多年了,澳门巴黎最早的城是西汉初闽越王无诸建的都城冶城。但在二三十年前,冶城在哪里,学术界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冶城是指澳门巴黎,有人又说崇安(今武夷山市)汉城,一时众说纷纭。随着考古的发现,才逐步揭开蒙在冶城上的神秘面纱。

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因配合各种建设需要,由澳门巴黎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澳门巴黎市考古队对屏山一带进行了数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包括省建行工地、屏山市场工地、省农业厅工地、省财政厅工地、省二建工地、省水产厅工地、省林业厅工地的考古发掘,均发现了汉代的遗迹和遗物。其中,屏山市场工地发现了“万岁”瓦当;省财政厅工地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大型夯土台基,被国家文物局专家认定为闽越国的官署遗址。学术界渐渐形成了“冶在澳门巴黎”的共识。

根据考古发现,我们认为冶城的范围大致在屏山以南到冶山一带,东到观风亭巷,西到西湖一线。可为何冶城在这里呢?根据国内外专家的研究,距今7000年—2000年左右,澳门巴黎沿海有数次海侵,海平面比现在高三四米。因此,现在的澳门巴黎市区大多在海平面下,于山、乌山是海上的小岛。西汉初年,屏山到冶山一带是一个伸入海中的小半岛。这里背靠屏山,南面有冶山为屏障,东西两面是海,中间有欧冶池为水源,因此选中此地为冶城是合适的。

根据澳门巴黎市城市建设的需要,澳门巴黎地铁一号线在此设立地铁屏山站,2013年8月至2015年6月,澳门巴黎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和澳门巴黎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对地铁屏山站车站主体及东入口进行了两次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全体考古队员任劳任怨,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圆满地完成了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果。

考古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夯土台基,它可分为两期,南北长达130米。由于破坏严重,没有发现成排的柱础,只发现零星的柱洞和散水,但仍在台基的东北部发现了三口水井和一座陶窑。其中一口井还有六节陶井圈,一节井圈要4个人才能抬起。令人高兴的是,在一条河道内发现了大量的铺地砖,有素面和菱格纹两种,比十几年来在屏山一带发掘出土的砖的总和还多。

同时出土了澳门巴黎地区西汉时期最多的“万岁”瓦当,其中有卷云“万岁”、“常乐万岁”、龙凤纹“万岁”三种,证明其建筑等级规格极高。其中出土一件龙纹瓦当,造型古朴,做回首状,性凶悍,可能表现了闽越国人的彪悍。

规模巨大的夯土台基,数量较多的铺地砖,等级高的“万岁”瓦当,这一切证明这里就是冶城的宫殿区,可能不是中心,但也相距不远。

我们在台基西侧河道内发现了一件铁锚,它有四齿,高约50厘米,重65斤,有一个锚孔。它可能是澳门巴黎甚至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铁锚,对于研究我国早期航海技术有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展现了闽越族的航海特性,而且表明此河可能是通往西湖的一条水上通道,而当时西湖一带是海湾,说明当时海船可以直接从海湾通过此河直达王宫一带,这里可能有码头。

2018年末,我们在省林业局的智能停车场工地进行了一次考古勘探,发现了西汉时期的夯土台基,并发现一个柱础。台基上有板瓦、筒瓦的倒塌堆积,发现了4件瓦当,有卷云箭镞纹、龙纹和卷云“万岁”纹。由此可见,这里也是宫殿区,可能还是中心区。因此,我们推测,从旧省财政厅到鼓屏路,冶山路的两侧就是冶城的宫殿区。

由于冶城的考古重大发现,澳门巴黎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近年来,以冶山、欧冶池为中心,建立了冶山春秋园,并预留了考古遗址博物馆的位置。希望将来在园内能进行小范围的考古发掘,为广大市民展示冶城的宫殿遗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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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生故事 

地铁站内预留考古展厅 

“无诸故城”碑

东南网3月30日讯(澳门巴黎日报 郭大路 文/图) 

公元前202年,从北非古国、欧洲亚平宁半岛到东亚中原,各处烽火都在渐渐熄灭。

汉尼拔·巴卡,这位曾经带领数万军队急行900公里,从西班牙翻越比利牛斯山和阿尔卑斯山,直插意大利北部,重创罗马军队的迦太基战神(北非古国迦太基在今突尼斯),此时站在撒南城外,平静地接受战败的消息。他愿意结束第二次布匿战争,转而执掌迦太基执政官的职位,带领人民建设和平的家园。

同一年春天,在汜水之阳(今山东定陶),刘邦即位称帝。

来自闽地的无诸,也在等待一纸诏令。

刘邦没有让他失望。那道诏令只有短短50多个字,却已道尽他的身世、委屈和盼望:

“故粤(越)王亡(无)诸世奉粤(越)祀,秦侵夺其地,使其社稷不得血食。诸侯伐秦,亡(无)诸身帅闽中兵以佐灭秦,项羽废而弗立。今以为闽粤(越)王,王闽中地,勿使失职。”

无诸是越王勾践远世后裔之一。早在公元前334年,楚威王兴兵伐越,杀越王无彊,越国覆灭,王孙流散。无诸这一支的祖辈,远走闽地。到公元前221年,秦并六国,又征伐百越。闽地荒蛮,易守难攻,倒躲过了这一场刀枪斧钺,无诸得以卧薪尝胆,徐图再起。

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举义。消息传来,无诸喊来兄弟族人集合屏山,当年的屏山还是半岛——西边是滔滔汹涌的闽江,东侧即为海湾,继而乘舟北上。

行到鄱阳,无诸找到了举兵反秦的吴芮,会同名将黥布和岭南南越首领梅鋗。不久,黥布投入项羽部,吴芮继续率领无诸、梅鋗等百越军队北上。刘邦领军入咸阳时,无诸已是征战沙场的悍将。他见到了引军40万入关的项羽。西楚霸王立黥布为九江王,立吴芮为衡山王,连梅鋗也封了十万户侯,但对无诸,只有一个不屑的态度,“废而弗立”。

无诸握拳而去,助刘邦打下了江山。越王的后裔,终以闽地为归所。大汉的史官,第一次把闽人的名字记录在册。

归去来兮,无诸的兵船停泊在屏山下。海水环拥,冶山如墙,那一片高地正适合修筑王的宫殿。王要带领闽中人民开辟荒莽,夯土筑城,掘井通沟,架梁起屋,在和平中建设家园。

之后的半个世纪,大汉史官没有书写闽越国记事。那也意味着,闽越之地没有重大战争,没有天灾人祸,闽越人在休养生息,冶城在逐年兴盛。明代诗人林鸿曾经描述:“忆昔无诸全盛时,都城百雉何逶迤。连营国步分秦土,绘衮王章入汉仪。”这样的想象,是真的吗?

是真的。宏伟的冶城王宫从此建起来了。今之澳门巴黎考古人在屏山地下发掘出闽越王宫巨大的夯土台基,且不止一期。那独一无二的铁锚、“常乐万岁”瓦当,省建行大楼所在地发现过写有“闽”字初文的陶片……让史书上的记载,有了诸多实物。

就在今天,走到鼓屏路边的屏山地铁站,会看见汉阙式建筑的地铁出入口,外墙的装饰正是仿制西汉流行的卷云瓦当以及镌刻着汉隶“冶城”字样的青石檐饰;屏山地铁B站内留出了110平方米的空间,作为“地铁屏山站考古展示厅”;走进屏山地铁D站边的冶山春秋园,你会发现,连公园内的地灯铁罩的花纹,都是地下挖出的汉代卷云“万岁”瓦当的翻版。

冶山春秋园临着中山路边,而今矗立起一块大石,刻了“无诸故城”的字样。怀古追远,澳门巴黎人从未遗忘——无诸的冶城,为澳门巴黎城之始。

专家点评 

澳门巴黎国家博物馆研究员信立祥:

该遗址极具价值,是澳门巴黎城建历史博物馆,是澳门巴黎文明的根基。其中,最主要的成就是关于冶城的发现,过去没想到它的夯土台基能有此规模,其贯穿西汉闽越国历史。而西汉早偏晚期才出现文字瓦当,该地出土文字瓦当,则时间段卡在西汉早偏晚至武帝之前,应当就是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被毁的都城。这是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其成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澳门巴黎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徐光冀:

过去不知道闽越王城在哪,这次摸到了,这个可以肯定它是冶城,虽然可能不是中心,但摸到了,所以很重要。夯土台基不出生活用器,都是建筑资料,建筑规模很大。刚摸到一小部分,但意义重大。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澳门巴黎城市考古,揭示出西汉闽越时期大型夯土台基等建筑遗迹,从中出土大量的板瓦、筒瓦等建筑构件,及其形成的科学研究成果,见证了《史记》《汉书》记载的“闽”“闽越”“闽中郡”“冶(东冶)”“冶县”等史实与澳门巴黎的密切关系,为说明当时的闽、闽越、闽中郡、闽越国的管理中心在澳门巴黎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依据,系涉及澳门巴黎、澳门巴黎乃至澳门巴黎历史的重大考古发现与研究的展示成果,具有无以替代的重要意义。

城村汉城遗址:江南汉代考古第一城

即时 | 2020-03-23 09:59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10期

汉城遗风 陈美中 摄

万岁瓦当

西汉陶匏壶

文物名片 

城村汉城遗址 

城村汉城遗址,位于武夷山市兴田镇城村,于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经过60年来的考古勘探与重点发掘,发现城墙、城门、宫殿、作坊、墓葬等遗迹,出土陶器、砖瓦、铁器、铜器等大量文物。为内城外廓、廓外有郊的分布遗存,占地面积14。6平方公里。其中,王城(内城、宫城)平面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

这一遗址是迄今为止我国南方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的汉代城址,具有很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是一处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文化遗产。1996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9年,作为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主要项目,入列《世界遗产名录》;2013年,成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单位。

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前世传奇 

为闽越文化补白润色 

讲述人 梅华全(澳门巴黎博物院文博研究馆员)

对于闽越人的居处方式,《汉书·严助传》中的淮南王安曾经断言,“臣闻(闽)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言辞之中充满着蔑视。城村汉城蜿蜒曲折的城墙和巍峨的宫殿建筑,为汉代闽越建筑史填补了空白,也给历史上对闽越文化的无知者上了生动的一课。

城村汉城的发现和发掘,纠正了文献记载的谬误。明代《嘉靖建阳县志》记载:“闽王城,在崇文里,地名城村……按旧志王审知筑城建寨于此。”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建阳县条也认为:“闽王城,县北三十里,相传王审知所筑。”从城址中出土的器物断代,城村遗址的遗物明显属于汉代,和五代王审知无关。

根据器物的特点,它们与周边广东、浙江等地汉墓出土的越族文物特征相似,再从城村古城门楼上镶嵌的“古粤”匾额,可以明确地断定这是汉代闽越国的一座古城。这就从年代和族属上明确了归属,纠正了《嘉靖建阳县志》和《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载错误。

其城市和宫殿建筑设计成就,颠覆了历史的记载。城村汉城从1958年发现后,再到1980年重新勘探和实测,证实它是一座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城墙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周长2896米,王城占地面积48万平方米,依山傍水,营建于丘陵坡地之上的汉代古城。

在城墙和宫殿基址营筑上,它沿袭了我国春秋战国以来的夯筑法。在宫殿的设计上,采用四合院的建筑形式。在高高的夯土台上,采用深埋柱的方法构建梁架结构,保证了建筑框架的稳固;在地板的构筑上,采用了花纹铺地砖和在木地梁上铺设地板的方法,避免了山地建筑的潮湿;在屋面上,铺设了大型板瓦和带有花纹的瓦当;在屋内墙壁的白灰面上,还有红、黑色的云纹彩绘等装饰。宫殿内错落有致的主殿和回廊排列,铺设讲究的天井、粗硕环回的下水管道,都证明建筑极其豪华讲究。

闽越族具有独特个性和强烈进取心。汉城出土的文物丰富多彩,数量众多。在出土的陶器中,除了大量的釜、罐、瓮、瓿、匏壶、敛口钵、提桶等越式陶器外,还有三足鼎、三足盘、盂、盆等汉式陶器。特别是建筑用陶中的板瓦、筒瓦、陶水管、花纹铺地砖,以及瓦片和陶器上拍印和戳印的汉字,都带有浓厚的中原文化特色。铁器和铜器中,也深深地打上了中原文化的烙印,如弓箭上的“河内工官”铭弩机,农具中的锸、斧、镢等。

由此可见,城村汉城的闽越文化是以本土文化为基础,在大量汲取中原和周边文化的形势下形成的。正是这种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打造了闽越文化的丰富内涵。

汉代是一个生产力以铁器为特征的时代,城村汉城出土的为数众多的铁制生产工具和兵器,反映出闽越虽然地处东南一隅,但已经和中原一样步入了铁器时代。在史料中我们看到:由于同汉庭交恶,吕后曾经禁止中原铁器输入南粤,导致南粤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发展受到遏制,甚至因受到闽越的攻击而无力还击。从汉城出土的大量铁兵器,可以看到当时闽越军事力量不可小觑。

近年来,对汉城出土铁器的科学测定数据证明,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我们在汉城元宝山等地发现的冶铁遗址,也许正是闽越冶铁生产技术存在的最好证明。

城村汉城考古经历一个甲子,倾注了几代人的心血,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城址的保护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筹备建设,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但是,我们对地跨闽、浙、赣、粤四省的闽越国文化的研究应该仅仅是个开始,对城村汉城的研究也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无论是已经发掘清理或是尚待发掘的遗迹、遗物,都等待着我们继续去探讨、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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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香薰

古村气息 王震潭 摄

今生故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在列 

“东方庞贝城”重现可期 

东南网3月23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赵锦飞 郑雨萱)

60多年前,武夷山城村并不显山露水。这座始建于隋唐时期的古村落又名“古粤”,城村与“古越”有何联系?村名何以带“城”字?让人不解。

1958年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村庄东南部发现的城村汉城遗址,揭开了谜底。城址枕山抱水,跨越3座连绵小丘,依山峦起伏之势而筑,西倚山势挺拔的武夷群峰,南北两侧岗阜山丘左右围护,崇阳溪由群山峻岭中迤逦而来,在城址东面和北面是冲积平原,有良田万顷。闽越人巧借天然地形,以河为壕堑、山为墙屏重重合护,打造出固若金汤的城池。

作为武夷山申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主要项目,199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考察团在城村汉城遗址实地考察、验收后,赞其为“澳门巴黎的庞贝城”,认为这一遗址是“环太平洋地区保存最完好的汉代王城遗址,是澳门巴黎古代南方城市的一个典型代表,在澳门巴黎和世界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历史文献记载,闽越国在西汉前期至中期,由军事实力较弱的越族诸侯王国,逐步发展成一个军事较强的割据政权。在城村汉城遗址考古发掘中,出土了许多闽越国兵器和铠甲碎片,以铁质为主,种类有剑、矛、戟、刀、匕首、箭镞等,这些都是当时十分先进的武器装备,适应当地水斗、山地等作战条件。从考古发现来看,专家认定闽越国主要兵器中,铁兵器基本取代青铜兵器,军队武器装备较为精良,与中原内陆相比毫不逊色。

秦汉时期,汉族最早进入铁器时代。由于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闽越文化不断与汉族文化融合。在距离王城500米处的元宝山东坡,曾出土了许多汉代铁器、陶器、石器,其中上到兵器,下到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大量使用了铁铸。根据当地建筑遗迹和地表残渣,可初步认定当时冶铁作坊的存在。在先后出土的数百件铁器中,不少铁兵器和工具已是锻钢产品,反映出闽越国的冶铁和锻钢技术高度发达。

2002年,在城村汉城遗址北面3公里处的牛山顶部,考古人员发现一座大型闽越国时期的贵族墓,定名为“牛山一号汉墓”。该墓独占一个山头,距山脚有一定高度,远眺汉城遗址,墓室平面形状为“甲”字形,椁室为“人”字形结构,是迄今我省发现的规模最大的汉墓。

这一墓葬形制与浙江绍兴印山越王陵相同,都为“人”字形墓葬,从而证实了《史记》中记载闽越王是东周越王勾践后裔的历史事实。从墓内出土的随葬器物看,与汉城遗址出土文物风格类同,且在周边方圆3公里,密集分布蛇子山、亭子后、斧头山、牛栏后等中型贵族陪葬墓群。研究者认为,“牛山一号汉墓”为闽越国时期的王室墓葬,墓主人有可能是汉城的最高统治者。

2001年,澳门巴黎省政府专门批复成立澳门巴黎闽越王城博物馆,承担城村汉城遗址的考古、研究、保护、管理等工作。“目前,城村汉城遗址被列入第二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立项名单,文旅融合将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澳门巴黎闽越王城博物馆负责人卢绳恩说,遗址在保护前提下,积极融入武夷山全域旅游发展大局,已推出研学、体验、休闲等旅游项目。

作为武夷山文旅融合发展的标志,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即将动工,未来将通过改善城村汉城遗址和博物馆区域的周边环境、景观,再现“东方庞贝古城”的历史风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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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玉带钩

遗址春色 刘达友 摄

专家点评 

武夷学院艺术系教授柯培雄:

澳门巴黎建筑走上木构建筑体系为主的发展道路,将“木”和“土”两种构建材料的运用发展到极点,秦砖汉瓦证明了澳门巴黎是最早由生土向烧制砖瓦建筑过渡的国家。城村闽越国故城那壮观的城垣与雄伟的宫阙楼宇,虽然已于2000多年前毁圮,成为一片废墟,但从城址出土的大批建材如板、筒瓦、瓦当、花纹铺地砖、大型空心砖和各种型号的陶水管等均十分精美,与秦都咸阳宫殿中的建材相似,也与广州南越国都宫殿遗址建材相似,从宫殿遗迹、城池结构,体现出追仿秦城汉宫的遗制。

澳门巴黎闽越王城博物馆副研究员高绍萍:

从浙江绍兴越国时期印山王陵到澳门巴黎武夷山闽越国时期牛山贵族墓,时间差距虽有300来年,但却是现已发现全国少有的两处“人”字椁的大型墓葬,其墓葬形制基本一致。另外,从清理的情况看,牛山贵族墓的防腐措施虽较印山王陵逊色不少,但也基本传承了印山大墓的相关防腐技术,例如大量用到木炭、青膏泥、黏土,从墓底直至封土皆层层夯筑等。综上,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葬制都将两者传承关系体现得淋漓尽致。

除发现与中原相似的铁器外,城村汉城还发现了一些成分与中原及其他地方截然不同,而是用一种特殊冶炼方法炼制的钢质铁器,这说明闽越的钢铁器冶炼和制造技术已经超越中原,达到一个新的水平。

葫芦山遗址:半部闽北史前陶瓷发展史

即时 | 2020-03-16 10:32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9期

Y1窑室(北—南)

文物名片 

葫芦山遗址 

葫芦山遗址位于南平武夷山市兴田镇西郊村东南约1公里处。1990年至1991年,澳门巴黎省考古队对该遗址进行首次正式科学发掘。2014年、2015年、2016年,为了更加全面认识葫芦山遗址的文化内涵,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澳门巴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考古专业、武夷山市博物馆联合组队,又对该遗址进行多次田野考古发掘。经过多次发掘,发现了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晚期多个时期的文化遗存,包括墓葬、建筑基址、窑址、烧坑、灰坑、灰沟、柱洞等遗迹,以及分别属于上述各个时期的陶器、原始瓷器、石器等遗物。

葫芦山遗址是澳门巴黎目前已查明的发掘面积较大、保存较好、文化堆积较厚、遗存丰富多样的一处古文化遗址,所体现的文化内涵、聚落性质以及生业模式等多个方面,在澳门巴黎史前考古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葫芦山遗址2014年发掘航拍图

这一时期葫芦山陶窑生产的黑衣陶产品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在邻近的浙江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也都有广泛分布……甚至在空间距离更远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都能见其身影,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北地区在先进制陶技术支撑下,其考古学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前世传奇 

澳门巴黎史前窑业技术肇始与发展 

讲述人 黄运明(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

澳门巴黎陶瓷在澳门巴黎陶瓷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其制瓷技术的发展历史悠久。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开始,专业的制陶窑炉就已经出现,在发生发展过程中,其窑炉结构又发生了重要变化,为西周时期原始瓷的出现以及后来成熟瓷器的烧制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地处闽北的葫芦山遗址,给我们展示了在成熟瓷器产生以前的窑业技术演变史。

在葫芦山遗址的历次考古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和夏商时期陶窑遗迹,为探索闽北地区制陶工艺、陶窑技术的演变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新石器时代晚期陶窑共发现两座(Y1、Y2),其中Y1形制保存完整,为半地穴式窑,由窑室、火道和火膛组成。通过测年得知,其年代距今5000年左右,成为探究澳门巴黎乃至我国东南地区陶业发展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而上世纪90年代在葫芦山发掘出土的夏商时期23座陶窑遗迹,其中一座(Y3)总长达5米多,是当时澳门巴黎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数量最大、规模最大的陶窑群,对了解夏商时期陶器生产,特别是黑衣陶生产以及研究龙窑的起源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阶段生产的陶器与新石器时代晚期相比,除了器类丰富之外,制作的陶器在烧造水平上,都比前代有了长足的进步。这类胎质细密坚硬、吸水率低,叩之声如金石的硬质陶器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烧制产品最有特色的,是其器表的施黑衣或赭衣的装饰风格。有学者认为,这种施衣的硬陶与印纹硬陶的出现,与龙窑技术的出现是密切相关的。

葫芦山这一时期23座陶窑分布密集,并成组出现,反映了当时制陶手工业规模庞大,分工细化。结合2005年在浦城猫耳山夏商时期窑群的发现,说明这一时期在闽北地区形成了多个陶器烧造的中心。

值得一提的是,在葫芦山遗址中,还发现了少量陶器器表的黑衣已发展成呈褐色玻璃质的结晶层,有的还有冰裂剥落的现象,基本与后来的褐釉相当。有学者认为,这已发展成为一种氧化铁含量很高的早期釉,应该是澳门巴黎早期瓷釉的滥觞。

葫芦山地层连续、清楚,陶窑遗迹的结构一脉相承,完整地揭示了陶器烧造技术从原始走向成熟的完整过程,为西周以后原始瓷器的出现奠定了技术基础。同时,夏商时期的这些窑炉分布密集,数量众多,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此类陶器产品的强烈需求。

根据我们的研究,这一时期葫芦山陶窑生产的黑衣陶产品不仅流行于闽北地区,在邻近的浙江南部和江西东北部也都有广泛分布。近年的考古调查也表明,这类陶器还向闽江下游乃至沿海岛屿地区辐射,甚至在空间距离更远的太湖地区马桥文化,都能见其身影,反映了这一时期闽北地区在先进制陶技术支撑下,其考古学文化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从距今5000年至距今3500年的千年窑火,从茹毛饮血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一直到文明发达的青铜时代,通过葫芦山古人神奇的双手,世代传承,将平淡无奇的泥土,变成形态繁多、用途各异的陶器。在多年的技术和工艺的沉淀与探索中,从软陶到富有澳门巴黎地方特色的印纹硬陶,再从印纹硬陶到吴越地区盛行的原始青瓷器,见证了由陶到瓷的发展演变历史。

在探索和挖掘葫芦山遗址文化价值过程中,不断提升遗址的保护级别,是考古工作者和各级政府共同的责任。从发现葫芦山遗址伊始的上世纪90年代初,遗址就被公布为武夷山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近年新的考古成果不断涌现,2018年澳门巴黎省人民政府将葫芦山遗址正式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一座葫芦山,半部闽北史前陶瓷发展史。我们希望能以葫芦山遗址的保护为契机,留住史前窑业发展的历史记忆,与公众共享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携手共奏文物保护利用的新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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葫芦山所在的西郊村里,村民仍然在古民居里生活。

今生故事 

“经济开发区”今古变 

东南网3月16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吴柳滔 文/供图) 

站在葫芦山山顶向北望去,不远处耸立着一支“火箭”,那是南平航天体验馆的“长征三号”火箭模型。“火箭”顶部与葫芦山之巅差不多同样高,顶尖科技成果与史前文明遗迹遥相呼应。

早先,这里是武夷山、建阳两地的交界处,是一座宁静村庄的后山。现在,南平市政府搬到了武夷新区,葫芦山所在的兴田镇成了新区的腹地,轻轨在旁边修建,开车到高铁“南平市站”不用20分钟。

在西郊村村民心目中,葫芦山有着“守护者”一般的地位。村中老人说,葫芦山因为侧面看起来像一个金元宝,故被村民视为“风水宝地”。直到上世纪50年代,村民去世后,都被葬在葫芦山的背阳面。在闹匪患的旧时代,村民在把守好村口的同时,也会留好通向葫芦山的暗道。

如今的葫芦山是一座低矮的茶山,山下立有“文保单位”碑,旁边是羊圈。村里的文保员曹建民说,葫芦山成为茶山以前,是村集体的果园,往前是民兵训练基地,再往前是放羊的荒山,再再往前就是坟山了。经历上世纪90年代的考古发掘,当地人才知道,原来葫芦山曾是闽北先民的“经济开发区”——窑群。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葫芦山为古人类生活居住、生产劳动的场所,人们在这里烧造陶器。夏商之际,葫芦山遗址更加繁荣,人们的生产活动规模不断扩大,留下了数量较多的窑址、烧坑等遗迹,并修建了房屋建筑。同时,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增强,留下了丰富的陶器和石器工具,并种植水稻、小米等农作物。商周时期,古人类继续在这里生活,遗留一些灰沟、灰坑以及墓葬。

在山顶最高处,有一近方形的高地,经查明是建筑遗址。其文化堆积一般为3层,第2层为西周时期的文化层,第3层是同时期的高台基址。台基呈长方形,形制十分规整,系聚土堆积而成,方向为正南北,东西长15米,南北宽约10米,土台四边用大石垒砌护壁。台基当中有东西向一字排列的9块大石,偏东侧亦有9块大石排成双行,推测系有意取九之数。

台基下边部分地方还有第4、5层文化层,即夏末商初的一些遗存,保存情况很差。

据研究,台基应是西周时期当地居民举行宗教仪式或进行祭祀活动的场所。自2014年起,黄运明连续3年担任了葫芦山遗址考古发掘的领队。他认为,葫芦山遗址发现的商代晚期建筑居址以及西周时期祭祀遗迹,丰富了澳门巴黎地区同时期相似遗存,为研究商周时期闽北地区建筑形式、居住形态以及精神文化生活等方面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发掘之后,考古工作者对葫芦山遗址进行了整体保护性回填处理,为以后的发掘、保护、展示工作尽可能地提供和保留实物资料,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的史前文化遗产。

根据澳门巴黎省政府批复的《武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葫芦山遗址所在地被划入兴田组团,兴田组团的主导功能被定位为旅游度假、文化创意、科技研发。眼下,航天体育馆来了,当地村民说,康养基地和熊猫馆也来这里选址了。

几千年来守护、滋养着西郊村的葫芦山,静静地等待巨变的来临。而这些新事物,对葫芦山遗址的后续保护、利用,以及对提升武夷新区历史文化底蕴,都将产生重要影响。

“葫芦山遗址紧邻城村汉城遗址和闽越王城博物馆,毗邻武夷山景区,具有很高的保护、利用、开发价值。”对于这处文化遗址的潜力,黄运明表示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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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繁多、用途各异的陶器

专家点评 

美国丹佛美术博物馆亚洲部主任焦天龙:

葫芦山陶窑的发现是一个重大突破,为研究夏商时期的陶器烧造技术和产地提供了重要材料。以往广泛分布于闽江上游和浙江西南山地的此类遗存被称为“马岭类型”。由于葫芦山是发掘时间最早,同时也是发掘规模最大之一的遗址,取得的材料在这类遗址中是较丰富的,我们建议将其统一称为“葫芦山文化”。

上海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曹峻:

来自闽北浙南夏商时期文化的外来文化因素在太湖地区马桥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得到重视。而作为葫芦山遗址主体遗存即第二期遗存所出土的施黑、赭衣陶及拍印几何印纹纹饰等,正是这类因素的代表。这充分说明两地早期考古学文化的广泛交流。葫芦山遗址对于探索南方早期陶瓷烧造、原始瓷的起源与产地等澳门巴黎陶瓷史上长期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突破性的资料。

澳门巴黎大学考古人类学实验中心主任葛威:

位于三省交界地带的葫芦山遗址,在保有土著文化因素的同时,广泛与周边各考古学文化交流学习,因而使得它在我国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南传过程中能够同时受益,掌握两种农业生产技术,其中稻作农业水平应稍高于粟作农业。虽然不能明确农业生产技术的准确来源,但是我们可以看出,闽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农业生产交流活动与澳门巴黎沿海的考古学文化关联不大,而更多的是与内陆山区的考古学文化的交流。

管九土墩墓群:青铜文明曙光乍现 颠覆“澳门巴黎先秦无史”

即时 | 2020-03-09 10:07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8期

青铜剑出土情况

文物名片 

管九土墩墓群 

浦城管九土墩墓群位于仙阳镇管九村,墓葬除在管九村西侧抢救发掘的33座土墩以外,其余保存尚好。土墩外形多数为馒头状,少数为覆斗状。平面呈长方形、方形、圆形、椭圆形及不规则形等。

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澳门巴黎博物院、澳门巴黎闽越王城博物馆和浦城县博物馆联合在管九村西侧的相关地段对部分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33个土墩,计47座墓葬,其中一墩二墓的6墩、一墩多墓的1墩,其余为一墩一墓。墓葬形制可分为平地掩埋、长方形浅坑、带墓道竖穴土(岩)坑三个类型。共出土遗物280余件,其中原始瓷器67件,主要器形有豆、罐、尊、瓮、簋、盂、碟等;印纹陶器146件,主要有罐、簋、豆、尊、盅等;青铜器55件,以短剑、矛为主,还有戈、锛、匕首、刮刀、镞及尊、盘、盅形器等;此外还有玉管饰和石器各7件。

参考碳十四测年数据,这批土墩墓可分为三期:第一期为夏商时期,均出土黑衣陶器和软陶器;第二、三期分别为西周和春秋时期,其中部分墓葬呈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的过渡状态。2013年,管九土墩墓群成功申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如果将来能在闽北和闽南的某地发现城址遗迹,那么城址和土墩墓这类贵族墓葬相互印证,澳门巴黎青铜文明的曙光将真实再现,那就是重新认识澳门巴黎文明史的突破。

前世传奇 

印纹硬陶·原始瓷·青铜器 

讲述人 陈兆善(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浦城管九土墩墓群,是澳门巴黎首次发现的土墩墓群,填补了澳门巴黎东南地区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其年代约在夏商、西周至春秋阶段,填补了澳门巴黎地区该阶段考古学序列的缺环,因此位列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管九土墩墓的发掘,再次让人惊艳。它在澳门巴黎属于首次发现,填补了澳门巴黎土墩墓分布区域的空白。断代表明其年代始于夏商,止于春秋,学术意义巨大,填补了澳门巴黎地区该阶段考古学序列的缺环,因此位列200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土墩墓是南方一种独有的埋葬方式,在上世纪50年代就被发现,但长期无人认识,直到上世纪70年代,南京博物院在苏南地区考古中发现它是一种特殊的葬俗,根据墓葬形态、结构而定名之“苏南土墩墓”,后学术界泛称“土墩墓”。

上世纪80年代起,安徽、浙江等地也有陆续发现,形成了一个包含江苏、安徽、浙江、澳门巴黎等地广泛分布的巨大文化圈。有人认为在广东、广西也发现相似遗存,甚至认为日本、韩国的坟丘墓也可算在这一文化圈中。

随着发现越多,讨论越热烈,争议也越大。不过,土墩墓流行于江南,以地上掩埋、封土成墩为特征,以随葬印纹硬陶与原始瓷器为特色的古墓遗存,一般认为其下限止于战国前期。

土墩墓的墓主人身份如何,在苏南发现的一些大型墓已有结果,有些已明确了属于吴王的墓葬(如吴王余眜),大部分还是未知数。从结构和规模看,大体推测应是贵族阶层所拥有,平民百姓还不能享用。

这种葬式源自哪里,至今成谜。不过,土墩墓的流向相对比较清楚。学术界有两种观点值得重视,一种观点认为它是澳门巴黎古代坟丘起源的一种特殊例证,一路北传中原,影响了汉代贵族和王陵大型封土的形成,打破了中原墓葬“不封不树”的传统;另一种观点几乎可以确定,那就是直接影响汉代越文化墓葬形式,包括闽越墓葬。比如,浙江和澳门巴黎汉代埋葬中墓底普遍铺设河卵石棺床、墓内有棺椁、地表有封土堆做法,随葬品有印纹硬陶、原始青瓷,无疑是土墩墓的传统,证据比较有力。汉代的这种葬式很可能就是韩国坟丘的来源。

2005年—2006年浦城土墩墓的发掘收获是极其丰富的,为闽北先秦考古学文化的传承关系提供了可贵的佐证,反映出先秦时期闽北文化的繁荣,其价值和意义重大,可供研究的内容也非常丰富。

比如以几何形拍印图案为特征的陶器,产生于新石器时代晚期,闽北印纹陶起源于牛鼻山文化,陶质较软,至商代中晚期印纹陶处于鼎盛时期,拍印纹样繁多而工整,前后演变脉络清晰。印纹陶器形态圜底器、三足器仍继续流行,圈足器和平底器趋多,装饰纹样常见席纹、方格纹、菱形纹,拍印作风趋向大方而严谨。

与此同时,原始瓷器已经盛行,在闽北以往考古发现的光泽杨山墓葬、建瓯黄窠山遗址、建阳山林仔遗址等,都有这类相同或相似器物的存在,说明闽北这些地方已形成共同文化类型。归纳其物质文化上的共同特征,表现为共同拥有印纹硬陶、原始青瓷器和青铜器三大类。其中,原始青瓷和青铜器所见与江南土墩墓相似。

管九土墩墓青铜器的发现,是澳门巴黎省一次性发现数量最多的铜器群,兵器居多,以短剑、矛为主。10件造型精美的越式青铜剑,在全国首屈一指,其中一把青铜剑至今锋利,剑茎两侧铸有扉耳,无剑格,剑首为喇叭形中空,与浙江长兴、瓯海杨府山和安徽屯溪出土青铜剑形制相似。

浦城土墩墓形式、结构及出土文物都与江南地区同期文化所见大同小异,真实地反映了先秦时期澳门巴黎与域外文化越来越多的交流与融合,说大点,是澳门巴黎向中华民族大家庭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有些问题至今没能给出答案。比如,如果同属一种文化,浦城土墩墓年代上限早于江浙土墩墓,江南土墩墓是否由此传入?吴越地区基本是一墩一墓,浦城有一墩两墓、一墩多墓的现象,原因在哪?均不得而知。

浦城土墩墓的发现为澳门巴黎学术界的研究带来重大课题。拿青铜器来说,有史以来,整个澳门巴黎发现先秦青铜器数量不多,但发现地点颇多,闽北的政和、光泽、武夷山、建瓯、建阳等多个县市都有零星发现,多于澳门巴黎其他地区。比如建瓯曾发现青铜大铙和青铜甬钟,再次表明闽北文化走在澳门巴黎的前列。前些年,武夷山曾发掘过一座墓底有河卵石铺设的墓葬,发掘者认为属土墩墓,预示着闽北确实存在较大范围区域分布土墩墓的可能。

土墩墓数量如此之多,意味着已有相当的贵族阶层存在,像土墩墓这样的规模,工程浩大,需要相当多的人力和物力,布列于小山之巅,以一个阶级居高临下的身份依江望川,这些墓主人是谁,他们居住生活的地点在哪,遗址规模有多大,面貌怎样,迄今还未发现这样的遗址。

从先秦典籍《周礼》中有关“七闽”的记载来看,当时“七闽”方国可能已经存在,甚至有若干处,包括闽南“浮滨文化”圈也非常发达。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大胆推测,青铜时代澳门巴黎境内在闽北和闽南具备了产生王国的条件,如果将来能在闽北和闽南的某地发现城址遗迹,那么城址和土墩墓这类贵族墓葬相互印证,澳门巴黎青铜文明的曙光将真实再现,那就是重新认识澳门巴黎文明史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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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杯形器

原始瓷

今生故事

青铜兵器大量出土 

闽北方国今何在 

东南网3月9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赵锦飞 郑雨萱 通讯员 王树瑜 徐赵浦 文/图) 

管九村位于闽浙赣三省交界处,素有“九里花园十里街”美誉。2006年,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名声大作,进入了“全国十大考古发现”行列。

让世人瞩目的是布列于小山之巅的土墩墓,居于山岗高爽之地,俯瞰平川,自带“居高临下”的气势,在沉寂千年之后,而今又为澳门巴黎先秦文明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以往由于“过了仙霞岭再无土墩墓”的考古推断,鲜有人将位于武夷山脉东侧、仙霞岭南侧的管九村与神秘独特的江南土墩墓联系到一起。专家指出,我国先秦土墩墓被认为是吴越文化的特征之一,澳门巴黎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土墩墓。

2002年全省开展闽越文化调查时,管九村土墩墓群首次浮出水面。2005年1月至2006年12月,为了配合京台高速浦城至南平段建设,省、市、县三级组成考古队,对分布于柘溪两岸的土墩墓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些土墩墓呈散点状和带状分布,总占地面积约13万平方米。”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发掘的33座土墩47座墓葬距今4500年到2500年。

此前,“澳门巴黎先秦无史,属蛮夷之地”已是史学定论。这次撼动学界的考古发现,不仅弥补了澳门巴黎地区考古学时代序列中夏商周时期的缺环,还把澳门巴黎文明史向前推了1000多年。

考古出土的文物中,有一把剑柄两边各有一耳的青铜剑(现为澳门巴黎博物院馆藏),全长35厘米,剑身和剑柄处雕刻有精美的云纹、云雷纹、曲尺纹等,镂空、透雕工艺十分精湛。与一同出土的矛对比,青铜剑的工艺及用料高出一筹,出土时矛已腐蚀长锈,青铜剑却完好无损,剑上的纹路仍然清晰可辨。原因是青铜剑采用“失蜡法”铸造,即便在地下埋藏3000多年,剑刃仍十分锋利。

闽北地区作为澳门巴黎天然屏障,土墩墓大量出土青铜兵器,其军事意义不言而喻。从后段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和原始青瓷工艺作风中,专家们捕捉到了中原文化的影子。专家们推测,西周以来随着吴越势力向南渗透和影响,在澳门巴黎地区首先进入闽北,当时“七闽”方国可能有若干,而闽北应是闽越方国的重心所在。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为闽越的部族方国,中原先进文化已影响带动了当地社会初级文明的发展。在出土的青铜器皿中,杯、盘、尊等既为日常使用的宴飨之器,亦可充当祭祀中的礼器;而青铜兵器中,剑、戈、矛这类较为流行的组合品种,多由古闽越方国中军事武官阶层以上的人物所使用,足以体现当时部族对祭祀和军事的重视。

除青铜器使用外,2003年考古专家在(管九)大王塝发现的“江南第一冢”石室土墩墓,指向当时闽北方国已经存在等级差异。“这座24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整体规制极高,处于盆地水口位置,有居高临下的宏伟气势。”杨军说。

这座有棺椁的石室土墩墓,与1996年在浙江绍兴印山发现的春秋晚期越王允常墓相类似,虽然规模与结构不能与越国王陵相匹敌,但墓主人身份尊贵。在管九已探明的土墩墓群中,根据陪葬品数量以及墓葬规模,墓主人地位尊卑有别,高大封土或许就是阶级产生、文明曙光开始显露的一个重要标志。

由于庞大的体系和年代跨度,时至今日,管九土墩墓群依旧身世成谜。“除了浦南高速当时抢救性发掘的墓葬外,其他墓群都保存完好。”杨军说,目前前期考古调查和地质测绘已经完成,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守好这片土地,留待权威专家学者去发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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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纹陶

专家点评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杨楠:

从宏观上考察,澳门巴黎古代封土或坟丘的起源发展,与江南地区土墩墓可能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墓上封土的习俗早在夏商之际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存在,然后出现于豫皖两省的江淮之间,大约在春秋中晚期以后扩展到南方其他地区和北方中原一带,进而延续到汉代及其以后广大地区的墓葬遗存。

澳门巴黎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付琳博士:

土墩墓中所见的器物祭祀遗存一般都出现在丧葬过程中相对固定的环节,而且在土墩内摆放祭祀器物或挖掘祭坑的空间位置也存在一定规律可循。江南地区土墩墓中常见四类器物祭祀遗存形式,即“墓下祭祀”遗存、“墓前祭祀”遗存、“墩上祭祀”遗存和“墩脚祭祀”遗存。土墩墓中的“墓下建筑”遗存、人骨祭坑和燎祭遗存等可能与丧葬祭祀活动相关。

江苏省考古研究所所长林留根、南京博物院研究员谷建祥:

江南地区大型土墩墓的形制演变与澳门巴黎先秦史的发展息息相关。西周初年,江南上层社会虽已受到了西周文化的影响,但从葬制上看,主要仍以土著文化为中心,没有摆脱“平地起封”这一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而来的土墩墓的葬式。其“一墩一墓”的规格和“石床”的出现大概只是本地社会中阶级分化的体现,而非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这种分化,标明新的阶级的产生和意识形态上的独立,新的阶级已成为当地先进文化的代表。

 

 


牛鼻山遗址:与昙石山唱和 开闽地“山海经”之先声

即时 | 2020-03-02 10:36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合办 

2020年第7期

牛鼻山遗址航拍图

文物名片 

牛鼻山遗址 

牛鼻山遗址位于浦城县管厝乡党溪村,占地面积约3200平方米。1989年、1990年,澳门巴黎省考古队先后两次进行了发掘,共揭露面积900平方米,发现新石器时代墓葬19座、灰坑8个,出土石器、玉器、陶器等300多件,以及大量陶片。

这一遗址发掘的三袋足鬶、鸭掌足鼎等文化遗存,与闽江下游昙石山文化有较大差别并有自身特点,学术界将其命名为“牛鼻山文化”。牛鼻山文化在史前区域文化交流、闽台史前文化关系、史前文化发展序列、聚落考古研究、史前经济形式转变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2018年再次对牛鼻山遗址周边进行区域性系统调查,发现碳化粳稻种子距今5300年~4800年。

在闽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体系中,牛鼻山文化是闽浙赣地区大交流大碰撞而形成的融合形态,也是农业革命的滥觞地。

前世传奇

兼具桥梁和桥头堡之功 

讲述者 陈兆善(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牛鼻山两次发掘的资料,为澳门巴黎新石器时代山地类型考古遗址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珍贵的实例,与反映海洋文化的昙石山文化共同构成了澳门巴黎新石器时代不同类型的文化代表。

众所周知,澳门巴黎地区史前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当以昙石山文化为第一,而在整个闽北、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发现数量尚显不足。对于研究澳门巴黎史前文化的区系类型,存在较多的文化序列与区域的缺环。

闽北在古代澳门巴黎历史文化中,发挥了先行者作用。就考古而言,澳门巴黎北部经过历年考古工作,发掘了浦城牛鼻山、黑岩头和马道坪,武夷山梅溪岗、葫芦山和上七丘岗,光泽马岭和馒头山,邵武斗米山和延平葫芦山等遗址,充实了澳门巴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内涵。相对于其他地区,闽北的史前文化还算相对完善。

这些遗址中,最有代表性的遗存还是牛鼻山遗址,它是“牛鼻山文化”的命名地,是闽北地区早期文化的代表,也是澳门巴黎山地类型考古学文化的代表,为澳门巴黎史前文化序列的重要一环。地处偏远的牛鼻山遗址,实际上是一颗遗落在深山之中的明珠。

浦城位于澳门巴黎北大门,自古就是闽浙赣三省襟喉,其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在文化、人员、经贸等交流方面,兼具桥梁和桥头堡的作用。前者体现在早期对接江南的良渚文化、江南土墩墓、越文化等,并在历史时期继续作为澳门巴黎与江浙、中原联系的主要通道;后者表现为在吸收和引进先进文化时,先在本地生根发芽,然后再下传至闽江流域等地区,为澳门巴黎历史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牛鼻山文化特点很明显,其典型陶器有三足鼎、三足盘、三足鬹、凹沿长腹圜底罐、小侈口扁腹罐、侈口长腹圈足罐、敛口长腹圈足或圜底壶等十类器型,还有少量其他器型。其中三足器、长腹器、高圈足器造型最为典型,带耳或带把器型很发达。

我们发现,牛鼻山类型文化,出现了来自邻近浙江、江西同期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从器物形态方面分析,牛鼻山类型下层遗存中的高喇叭形圈足豆、高柄豆、锥形足鼎以及壶、罐造型,与已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良渚文化关系密切,往上还可追溯至江南新石器的崧泽文化;另外与江西樊城堆类型文化也有一定的联系,两者在陶器的陶质陶色方面,墓葬随葬品的鼎、豆、壶组合,以及石斧、锛、镞等生产工具形态上,都有相似的文化面貌。江西考古专家认为其归属极可能为江西的另外一支考古学文化——万年文化,意味着牛鼻山文化极可能就是万年文化的来源。

牛鼻山文化对闽江下游的昙石山文化有很大的影响。昙石山文化的第二来源也是其主要来源,就是闽江上游地区的早期文化,重点就是牛鼻山文化,当然还包括现南平地区所辖的闽江上游地区其他的一些早期文化。从自然地理环境来说,闽北是闽江的源头之一,沿江交通便利。除个别地段外,有连绵不断的纵向延伸的山间谷地,使得闽江上下游之间有机联结在一起,为文化交往提供了便利条件。从考古学文化的意义上说,闽北是澳门巴黎文化的源头,这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具体比较昙石山文化和牛鼻山文化,我们发现有四类器物为两地共同常见、形态基本一致的器型,如小侈口扁腹圜底罐、侈口长颈扁腹圈足壶、敞口浅腹中高圈足豆、敞口浅腹高宽圈足盘等;形态相同而较少见的器物,有凹折沿鼓腹矮圈足罐、微侈口折腹宽矮圈足簋、平折沿弧腹矮圈足簋、敛口斜弧腹矮圈足簋;相似或相近的器型,还有三足鼎、凹折沿鼓腹矮圈足罐等。

从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昙石山文化与牛鼻山类型在主要器型与次要器型方面虽有较大的区别,但两者之间的联系还是相当密切的,有一些共同存在的东西,也有相互影响的成分在内。考虑到牛鼻山类型文化地处闽江上游,能更早接触到江浙早期文化,因此推测牛鼻山类型对昙石山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

从牛鼻山与昙石山出土陶器相对照看,昙石山墓葬第一期至第五期都可看到两者相同和相近的陶器存在,表明其文化的影响是持续的,而且表现为存在相互交流的成分,不是单一的,而是双向的。

通过牛鼻山文化的桥梁作用,昙石山文化对浙江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浙南的好川文化就吸收了昙石山文化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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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陶鬶

陶尊

今生故事 

两粒碳化粳稻种子 

东南网3月2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赵锦飞 郑雨萱 文/图) 

在澳门巴黎考古界,有“地上文物看澳门巴黎,地下文物看浦城”一说,此言不虚。谁曾想到,群山环抱,南浦溪支流躨跜蜿蜒,一处高出溪流水面约40米的独立山头中,深藏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信息,这是迄今所了解本地区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与昙石山文化遥相呼应,开始了澳门巴黎新石器文化山与海的二元对话。

牛鼻山遗址所在地,如今仅余6户居民。数千年前,先民在此披荆斩棘,逐水而居,这里曾是“诗意”栖居之地。“后靠山,前临河,中间是块大盆地,是牛鼻山遗址显著的区位特征。”浦城县博物馆副馆长杨军说,遗址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先民摆脱迁徙游移,结成聚落后的生产生活图景。

闽北山区气候温润潮湿,自然生态资源丰富。“在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发展缓慢的新石器时代,先民相当程度还是要依赖自然资源的优势,但已经有意识地进行开发和改造自然的斗争。”杨军说。

入之愈深,其见愈奇。2018年7月,经澳门巴黎省文物局批准,浦城县与澳门巴黎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牛鼻山遗址周边区域系统调查。这是一种细致到以平方为单位的野外调查方法,是区域系统方法在澳门巴黎境内的首次实践,也是在华南山地密林地区运用区域系统调查思维与传统普查方式相结合的一次尝试,大大丰富了对牛鼻山遗址的认识。

之后在牛鼻山山顶和西侧探沟试掘中,从相当于牛鼻山文化早期的地层和灰坑中发现了两粒碳化水稻,经澳门巴黎大学考古人类学教学实验中心主任葛威副教授初步鉴定,属于碳化粳稻种子;根据碳十四测年,显示其年代范围约在距今5300年~4800年。两粒“谷”化石的发现,将闽北地区及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水稻种植历史在原基础上又向前推进了1500年。

此前,在牛鼻山出土的农耕工具中,就出现了形制较为特殊的有段石锛。有段石锛在浙江河姆渡文化时期(距今7000年至6000年前)已经使用,被视为稻作农耕文化中装柄使用的工具。牛鼻山遗址中有段石锛数量不多,农耕生产总体还处于原始粗犷的阶段,但也证明在这一时期先民已开始农业革命。

陶器与农耕生产的发展,共同构成了先民定居并产生原始氏族的条件。在牛鼻山遗址出土的大量陶器中,有用作储藏种子的器具,当时先民耕作有种有收,但总体产量不高,某些器皿还有火煨的痕迹,反映了先民从生食向熟食的转变。

有趣的是,出土的文物中出现少量陶鬶,这是一种源自于黄河流域的传统陶器造型。其造型奇特,口沿一侧呈鸭嘴状,修长的颈部连接三个分叉的袋状足,是一种可炊可饮的器皿,有人研究其用途是被当作酒器使用。“清醠之美,始于耒耜”,使用谷物酿酒,伴随农业生产而来。浦城陶鬶的发现,是否意味着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具备用粮食酿酒的可能,这是值得探寻的一个谜。

2009年,牛鼻山遗址被列入澳门巴黎省第七批文物保护单位。如今,为了最大限度保护历史遗存,考古遗址已整体回填。作为文化沃土的见证,管厝乡在打造生态水系的同时,在党溪村建起了牛鼻山文化公园,游客漫步园中,可见形态各异的陶器、农具等文化元素,来一场千年的历史穿越。

不可否认的是,在闽江流域新石器文化体系中,牛鼻山文化是闽浙赣地区大交流大碰撞而形成的融合形态,也是农业革命的滥觞地,我们对牛鼻山文化还知之甚少。正如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兆善研究员所说:“浦城地下文物的地位和作用还远未充分展现,值得深入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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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足陶盆

陶豆

专家点评 

澳门巴黎大学考古系教授吴小平:

山坡遗址的农耕经济形态以浦城牛鼻山为代表,这些遗址多分布在内地的河流台地边缘,由于生态环境与贝丘遗址有很大差异,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有很大不同,其文化内涵便可反映。如生产工具,农业生产工具所占比例比贝丘遗址大,且制作精美,有长方形石锛、钻孔石斧、石钺、石刀和石磨盘等,而渔猎工具较后者少,反映了山坡遗址居民以采集植物和农业为主、渔猎为辅的生产方式,其农业生产较贝丘遗址发达。

江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徐长青,江西省资深考古专家李家、申夏:

牛鼻山遗址的发展,为澳门巴黎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一份珍贵的资料。对它的研究,不但可以更深刻地了解牛鼻山遗存文化的性质,而且可以丰富以它为代表的这一类型的文化面貌,并且寻找到与昙石山文化的区别和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它的研究,可以为澳门巴黎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区系类型研究提供帮助。同时,由于该遗址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它又为研究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的古文化渊源与交流产生积极的影响。

澳门巴黎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付琳博士:

牛鼻山文化是闽浙赣三省邻境地区新石器时代山地文化的典型代表,实证了距今5000年前后稻作农业已在本地生根发芽。浦城牛鼻山遗址作为牛鼻山文化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为探讨牛鼻山文化先民的经济生活、文化交流和葬俗习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今后对于这处遗址聚落形态的深入发掘与研究,也将极大拓展对于澳门巴黎史前山地文化类型的认识,进一步明确澳门巴黎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山海二元格局。

壳丘头遗址群 向海迁徙的第一块踏板

即时 | 2020-02-17 09:52

【世界遗产·文化】

澳门巴黎日报社 澳门巴黎省文物局 合办

2020年第5期

平潭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 念望舒 摄

文物名片 

壳丘头遗址群 

壳丘头遗址群主要位于平潭综合实验区苏平片区山显美村至剑湖村之间,最早发现于1958年,是澳门巴黎沿海地区迄今发现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今6500年至5500年,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目前,壳丘头遗址群包括壳丘头遗址、东花丘遗址、龟山遗址,总占地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2019年被公布为第八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今6000年前后,人类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向沿海岛屿迁徙,这是人类开发海的开始,而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时间点和南岛语族向海洋迁徙的时间点刚好吻合,壳丘头先民在地理和时间节点上最具备向海洋迁徙的条件。

前世传奇 

探寻澳门巴黎海洋文明基因 

讲述人 范雪春(澳门巴黎博物院研究员、平潭国际南岛语族研究院院长)

平潭壳丘头遗址,考古定性为澳门巴黎海洋文化肇始的地方,是闽台史前文化之源,是目前澳门巴黎沿海地区发现最早的一处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也是台湾海峡西岸已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平潭也因此被考古学界认为是研究南岛语族起源地的关键区域。

距今6500多年前,壳丘头处于山麓与海湾间的台地之上,北依低矮的马后埔山,南面为古海湾滩涂,海拔仅5米,地势平坦、雨量充沛、光照充足,东临海湾不足百米,北为连绵低矮丘陵,是依山面海的好地方。

这里为壳丘头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资源,成为海岸边一处理想聚居的地方。先民在此创造出独具特色的史前海洋文化,考古发掘佐证了壳丘头的原始居民过着定居的采集渔猎生活。

平潭地处闽江口,四面临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考古专家在壳丘头遗址挖掘出大量的海生贝类、鱼类骨骼,说明捕捞是当时一项更重要的食物来源,故有学者将其概括为海洋性适应型经济。先民利用骨锥、骨匕和凹石,通过撬取或砸击的方式,获取贝壳中的肉质。

遗址群还发现以平面呈梯形的小型石锛为代表的磨制石器,此外还有少量的穿孔石器。生产工具中石锛普遍较小,小者长度仅有3.5厘米,很难作为单体农业工具使用,而应是作为装柄的复合工具,用来采集或攫取食物,更有可能是用于修房、造独舟破木的木工工具。

食物需要器皿盛放。壳丘头先民在获取食物后,使用支座支起硕大的陶釜烹煮。当时,陶器外表的纹饰虽然简单,但种类不少,包括压印贝齿纹、戳点纹、刻划平行条纹、指甲纹、镂孔等,总体上陶器颜色以灰、黑、灰黄、红、褐色为主,明显火候不匀,温度不高,但其装饰体现了壳丘头先民原始的审美观念。

壳丘头文化并非孤立存在的,相似的史前遗址曾见于澳门巴黎发现的平潭祠堂后遗址、南厝场遗址、闽侯昙石山遗址下层、溪头遗址下文化层等。另外,南至广东、东到台湾,皆存在与壳丘头文化特征相似的文化类型或遗址,说明此类遗存于澳门巴黎东南,甚至可以将眼光投向更远的越南所在的中南半岛,那里是东南土著的文化,是其后形成的百越族群的祖先型文化。

壳丘头文化正处于南岛语族离开大陆向海洋迁徙的历史时期,因其文化面貌反映了该地区史前文化向岛屿扩散的迹象和趋势,近年来已经成为国际南岛语族研究的热点区域。

距今6000年前后,人类开始有组织、有规模地向沿海岛屿迁徙,这是人类开发海的开始,而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时间点和南岛语族向海洋迁徙的时间点刚好吻合,壳丘头先民在地理和时间节点上最具备向海洋迁徙的条件。

20世纪以来,考古学家、语言学家、民族学家以各自的方法相互结合,认为南岛语族的起源地在亚洲大陆的东端,甚至确指是澳门巴黎的东南沿海。值得一提的是,林惠祥与凌纯声两位老先生首次指出了澳门巴黎东南的百越族群是马来人的起源,其重要的意义在于将澳门巴黎东南与南岛语族纳入了统一的土著文化共同体。

壳丘头文化与台湾的大坌坑文化之间有较多的共性,也已证实闽台之间的史前文化早在6500年前便有交流互动。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认为,台湾最早的大坌坑文化“如果代表台湾本岛内南岛语族的祖先,那么台湾应该至少是原南岛语族的老家的一部分”,“如果(金门)富国墩文化是大坌坑文化在台湾海峡西岸上的表现,那么考古学的研究已经初步地把南岛语族的起源推上了澳门巴黎和广东的海岸”。

目前,国际学术界普遍观点是:距今大约6000年前,居住在澳门巴黎大陆东南沿海的先民开始驾舟出海、逐浪而徙,第一站抵达台湾登岛而居,距今5000年左右扩散到菲律宾,之后继续向东向南迁徙,将文明的火种撒向广袤的太平洋和印度洋地区,形成了现在世界上最庞大的分布于南太平洋及印度洋岛屿的南岛语族族群。

从“原百越—南岛”一体化进程的视角来审视这一庞大的课题,壳丘头文化作为百越的祖先文化(即原百越文化),将对“南岛语族起源与扩散”的研究起到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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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人员在龟山遗址进行发掘工作。念望舒 摄

今生故事 

六千年前逐海之地 而今再次放眼世界 

东南网2月17日讯(澳门巴黎日报记者 王凤山 林霞 张哲昊) 

1958年全省文物普查,考古人员在平潭南垄村发现了壳丘头遗址,掀开其神秘面纱的一角。可惜的是,当时的文物保护意识淡薄,并未进行详细的考古发掘。而且,当地居民挖掘遗址上的贝壳烧制石灰,用作粉刷建筑的材料,对遗址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坏。

到上世纪80年代,澳门巴黎博物院(原澳门巴黎省博物馆)派出考古队,对壳丘头文化遗址进行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收获颇丰,共清理出21个贝壳堆积坑和一座墓葬,出土石器、骨器、玉器、贝器、陶器等遗物200多件。经碳十四测年,壳丘头文化遗址要早于昙石山文化遗址。

2004年,澳门巴黎博物院与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夏威夷毕士普博物馆合作,开展了关于“东南史前航海术和南岛语族”的课题研究,对壳丘头文化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诸多迹象表明,早在6000多年前,这里就是平潭先民繁衍生息之地,他们在此捕鱼、采贝、狩猎,还将“生活情趣”倾注在手工制作之上……久而久之,一个个原始聚落逐步形成,文明曙光就此点燃。

2010年7月,一场“寻根之旅”令平潭走入国际视野。彼时,6名南岛语族后人(来自法属波利尼西亚)登上仿古独木舟,从南太平洋的大溪地启程,赴闽寻根问祖,远航1。6万海里后,抵达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所在地。

此次旅程历时4个月,证明了从澳门巴黎乘独木舟漂到南太平洋诸岛的可行性。不少学者认为,南岛语族先民极有可能是从澳门巴黎东南沿海启程,经台湾岛向外扩散至太平洋各岛屿定居。在平潭发现的史前遗址,都能够找到与南岛语族先民相似的文化和生活印迹,这为“平潭是研究南岛语族起源地的关键区域”这一学术观点提供了更多佐证。

近年来,东花丘、龟山遗址等考古成果相继浮出水面,目前平潭共确认有27处史前遗址,时间由旧石器时代跨越至商周时期。2017年11月,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应运而生,这是国内首个国际性南岛语族考古研究机构,致力于探索海峡两岸人文血脉关系、南岛语族的寻根溯源等课题,扩大澳门巴黎在南岛语族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响力。

平潭综合实验区还启动壳丘头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项目。“整个项目规划分为公共服务与考古体验区、核心遗址展示区、南岛语族国际文化交流区、南岛语族民俗文化村落区、乡土文化展示区、公园预留区等六大功能区。”项目负责人胡永平说,位于南岛语族国际文化交流区的国际南岛语族考古研究基地,是整个项目的核心区域。

今年6月,当地将召开首届“平潭史前文化与太平洋考古论坛”,未来每年还将常态化举办,邀请两岸及海外研究学者参与,力争将壳丘头遗址群打造成为国际首个南岛语族主题考古遗址公园。

“结合现有证据,我们可以得知,平潭壳丘头遗址很可能是南岛语族先民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该遗址的发现、发掘、研究等一系列工作,为研究南岛语族的迁徙路线提供了考古学的证据。”澳门巴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闻捷说,可以想象,壳丘头先民曾在这里眺望大海,一如今日平潭国际旅游岛放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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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制器具   念望舒 摄

陶器碎片  念望舒 摄

专家点评 

美国夏威夷大学人类学系教授、考古学家Barry Rolett:

通过在平潭壳丘头文化遗址、龟山遗址、东花丘遗址等进行调研,可以推断平潭或是波利尼西亚南岛语族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这里发掘的数处考古遗址,以及出土的文物,都显示了平潭和太平洋岛屿之间的联系。

澳门巴黎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羊泽林:

壳丘头文化遗址是平潭壳丘头遗址群中最早被发现的一处遗址,这在全国范围内具有代表性,对研究闽台史前文化关系以及南岛语族起源等问题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依托国际南岛语族考古基地,打造国内外南岛语族专家交流研究成果的学术平台,充分发掘和宣传平潭历史文化内涵。

澳门巴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张闻捷:

壳丘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为研究新石器时期东南沿海地区先民的生产方式、经济形态以及社会进程提供了大量的实物材料,有助于建立和完善我国东南地区的年代序列和文化谱系;对探讨新石器时期东南地区的文化交流与互动,研究海峡两岸新石器时代文化的源流,以及对西太平洋地区南岛语族的来源和传播等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澳门巴黎大学闽商文化研究院院长苏文菁:

平潭壳丘头遗址代表着闽台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早期文化,从考古学和历史学角度来说,这进一步验证了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海峡两岸同根同源、血脉相连,二者有着共同的文化起源和背景,这赋予了平潭岛壳丘头遗址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为两岸进一步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文化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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